【2021年1月18日】今天人们对于1958年“大跃进”的历史记忆，恐怕主要源于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经济闹剧。人们常常用领袖和群众共享“乌托邦式”浪漫主义理想来嘲讽当年不可理喻的那种狂热。这样的单一解释其实掩盖了更深层的原因：在不可理喻的“高指标”谎言背后，支配着人们荒诞行为的实际上是深植于内心的政治恐惧。
为什么1958年的荒诞剧未遭到党内外有力的抵制？不少学者将原因归咎为1957年的“反右”，他们认为，“反右”运动消灭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份子”，从而消灭了社会良知[1]。但这些分析忽略了1958年中国的政治气候。1958年是毛泽东继续强化阶级斗争的一年：在国际上，他主动向赫鲁晓夫“叫板”，挑起了关于“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的中苏论争；在台海关系上，他发动了“炮击金门”，制造出紧张的战争气氛；在中共党内，这一年是党史上整肃出“反党集团”最多的一年；在民间，1958年还有过一个与经济“大跃进”平行的“肃反大跃进”运动，在某些地区，甚至连中学生都无法幸免于“肃反”。由于内部档案的封锁和其它的一些原因，有关这一另类“大跃进”的论述，在以往的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研究中被长期忽略。
正是1958年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才制造了一种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惧和“失语”，并迅速地扫除了党内外有可能反对“大跃进”的一切障碍。同时，中共原有的趋炎附势的政治文化及其对行政管理的影响，也被催化到了新的高峰，于是在高产指标上的层层造假和人人吹牛便蔚然成风。在这样的氛围里，如同经历了一场互相欺骗的催眠，全中国似乎一夜间全都失去了理性判断能力，转而相信共产主义福祉会瞬间降临。这就是经济“大跃进”得以顺利推行的政治社会环境。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大跃进”期间的一切荒谬以及大饥荒出现的必然性了。
中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始于“大跃进”年代的1958年9月，终结于改革年代的1984年上半年。人民公社淡出历史已逾24年，现在来反思它的严重后果，可能正当其时。因为研究当代史不能距历史事件太近，否则会发生“灯下黑”的现象；但也不能隔得太久，时距久远，许多真相往往会因亲历者去世或遗忘而湮没。
本人生长在农村，离乡读大学后寒暑假均在家乡度过，可以说几乎经历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整段历史。笔者曾问一位来自农村的老学者，与人民公社时期相比，现在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他不假思索地说，“现在的人自由多了”。笔者认为这说到了问题的要害。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最大的问题是“人不自由”。本文就针对这种“不自由”的缘起、特征和恶劣后果试作分析。对今天的国人而言，这段历史虽相隔不远，却少有人提及，不仅城市出身的青年人几乎毫无所知，甚至许多出身农村的青年人也甚为隔膜。正因为历史的真实被掩藏了起来，现在才会出现很多对毛泽东时代的谬解。
一、人民公社制度：毛改造中国农村的实践
到目前为止，有关农村人民公社的缘起之解释，凌志军曾梳理出三种，即“意识形态说”、“吹出来说”，以及“工业化引起了粮食紧张”等说法。“意识形态说”强调人民公社主要是中共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治需要。凌志军否定了这种用意识形态偏好来解释公社化之兴起的说法。他认为：“历史学家常用意识形态的原因来解释乡村公社化的进程，似乎很少注意到利害的机缘。事实上不论多么理想主义的政权都无法离开物质的基础。这在共产党开国初年、政权尚未稳定的时候，更有其客观的必要。国内万象更新，连续几年没有战事，工业渐渐繁荣，城市人口膨胀，政权机构亦迅速地扩充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将大范围地开展。然而情形并不乐观，因为所有的辉煌都离不开一个东西，这就是农民生产的粮食。如果没有粮食，人的生存都会失去根基，政权亦将成为一座空中楼阁。可是现在偏偏就为粮食的匮乏所困扰。”[1]胡绳曾表示，农村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是从工业化引起的”，凌志军某种程度上赞同胡的看法。[2]
有关“吹出来说”，据凌志军引述刘少奇的回忆，“‘公社’一词是‘吹’出来的。‘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吹出来说”把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简单地看成是几个高层领导人随心所欲的产物。它的一个弱点是，既然人民公社不过是几个人的遐想，那么，当它的实验造成了全国范围的大饥馑之后，为什么中共领导人却顽固坚持一个遐想模式而拒绝抛弃它呢？
凌志军本人持“粮食紧张最终导致了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之说。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谈到过城市粮食、棉花、蔬菜、肉类与食用油供求之间“都有极大的矛盾”。他认为，“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城市“蔬菜的生产供应不好解决，可以不经互助组，就搞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甚至搞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5]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说法并非人民公社制度确立的本质原因，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是毛泽东试图彻底改造中国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是毛推行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他本人要彻底改造“旧中国”二者相结合的产物。斯大林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一语，毛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中引用过。[6]毛还表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7]需要指出的是，意识形态不过是毛泽东的武器，改造中国才是毛的真正目的。毛要彻底改造中国的愿望由来已久，其核心是以所有制改造为借口，实现毛随意支配全国一切经济活动和人力资源的目标，从而把全中国变成中共随意操控、任意作为的“天堂”。为此，毛泽东要求党的各级书记“亲自动手”，将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办社会主义改造之事上”。[8]毛泽东当时是把建立农村公有制看作是与军事征服同样性质的任务，称为“打社会主义之仗”。[9]以暴力为后盾的“土地改革”不过是毛改变农村的“基础工序”，是后来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前奏。
在山东莒南县一带“老区”，早在1942年至1946年5月间，就在“双减”与“查减”等名义下开始斗争地主与“回地”（亦即后来的“土改”）。1942年，中共山东分局曾从党政军机关和“抗大一分校”抽调了200多人组成两个大型工作团分赴莒南和临沭开展“双减”；1944年5月，“双减工作团”又开赴莒南县。“单是在斗争高潮的1944年，（莒南）全县大的斗争就有1171次。在筵宾区，大小斗争计2500多次。”[10]当时往往集中一、二十个村庄的村民，召开数千人乃至万人的大会；“在未开展的庄子，有借用庄外力量的所谓外力；有组织的村庄则是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识字班、儿童团、民兵，各按系统排队分布全场，唱歌，贴标语，呼口号，啦啦队；有敲锣打鼓、示威游行，有‘文斗’的讲理、诉冤、坦白反省，也有‘武斗’的”。[11]中国的南方和西北则从1950年左右开始了土改。在笔者家乡，当年的土改工作队成员被称为“工作人”，他们的头目都带有枪枝，村里人很害怕他们。笔者清楚地记得，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家乡的大人在恐吓儿童以制止其啼哭时还常说“别哭了！工作人来了！”这就是土改时期“工作人”在农村“厉害”形象的遗存。据甘肃省金昌市农业办公室的记录，从1950年10月1日开始到1953年4月15日，辖区内的永昌县分三期实行土改，“土改工作队”人数达“580余人”。[12]手握武器的“土改工作队”大军背后，还有强大的正规军做后盾。这种农村“改造”到底是“人民的意愿”，还是征服者的强制，不辨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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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注释】
[1]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与失败》，人民出版社（北京），1997年出版，第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