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报导指出，推特是近年来被中共“长臂管辖”的重灾区。今年10月23日，美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发表中文演讲《贵在坦诚：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也说，信息网络时代，民主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来自专制国家的挑战。在这种挑战下，在海外生活的华人更是首当其冲感到不安。
报导说，这种“不安”就反映在被中共当局关押的海外人士王展一案上。2019年10月，就职于芬兰气象研究所的环境科学学者王展博士在入境中国时被当局逮捕，之后便与外界失去联系。他的朋友一个多月后才打听到他的消息。王展在10月15日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并且羁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拘留通知书的签发时间为2019年11月19日。
在外界的关注下，最近才得知。王展在被关押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家人被控制，律师也无法与他会面。
“人道中国”主席周锋锁表示，像王展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很多人因为在社交海外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些自由民主的言论，特别是一些维吾尔族人，他们的家人就会受到警告，被跟踪或是被骚扰，更有甚者，这些人回国后被逮捕判刑。周锋锁说，推特是重灾区，因为推特是海外最活跃的中文舆论场所，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账号消失、改名或是突然改换风格，从“反贼”变为“粉红”。
另一个例子，2019年7月，明尼苏达大学留学生罗岱青回国时被警方抓捕，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法院的一份刑事判决书说，2018年9月、10月间，罗岱青在推特上发布“丑化国家领导人形象的言论及不雅拼图40余条”，2019年7月12日，罗岱青在回国时被武汉警方传唤，次日被行政拘留10天，拘留期满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羁押在武昌区看守所；同年8月29日被以相同的罪名逮捕；11月5，日罗岱青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目前，罗岱青已经刑满获释。
2020年7月19日，中国科学院大学（国科大）19日发布声明，该校2019级硕士研究生季子越因在在国外社交平台发表不当言论被开除。声明表示，季子越今年1月13日（寒假期间）因私出境前往美国，由于疫情等原因滞留未归。3月到6月间，季子越在境外社交平台多次发表涉及南京大屠杀等“错误言论”。
2019年5月，女漫画家张冬宁在从日本持旅游签证回国之后，很快就被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警方抓捕刑拘；7月28日，又被地方检察院以其漫画作品涉及“辱华”为罪由正式批捕，并指控其创作“猪头人身”系列漫画行为是刻意歪曲中国历史，曲解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违反了中国相关法律。目前她被羁押于淮南市看守所。她的合作者卢世宁几乎与她同时被拘捕。
2016年9月1日，权平穿上印有“XITLER”“习包子”和“大撒币”的白色T恤上班。他以“习特勒”（Xitler）讽刺习近平是希特勒，并将其自拍上传至个人Twitter。权平曾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吉林参与经营家族生意。同年9月30日，权平向海外朋友透露，他打算在10月1日穿批习标语的衣服上街。当晚，他给在美国的友人古懿发了一则短信“出事了”，然后就失踪了。外界后来得知，他被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目前被关押在延吉看守所。
中共的干扰也从学术研究伸到美国课堂。
美媒举出的例子是，1998年，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华裔教授宋永毅，申请到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研究基金，正式启动《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的构筑工作。1999年8月，宋永毅回中国收集红卫兵小报作为数据库项目的一部分，被中国国家安全局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和“向境外提供信息资讯”的罪名，关押半年。关押期间，一百多位欧美、澳洲学者写信给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要求释放宋永毅。2000年2月，宋永毅被无罪释放，回到美国。
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中共之所以抓他是针对他的文革数据库项目，“要破坏这个项目，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一个主编给关起来，不是吗？”
纽约学者胡平对美国之音说，中共政府对于地道的美国公民不敢乱来，但对中国人，哪怕是已经脱籍，就会无所顾忌。他注意到，近年来，言论自由的门槛越来越低，特别是国安法的实施，更是为中共抓人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港版国安法通过一个月后，《华尔街日报》8月19日报导，部分美国顶尖大学的课程在为了避免学生遭到中国政府以国安法起诉，准许学生在特定课堂上以匿名方式上课跟参与讨论。
2019年3月，人权观察发表报告《中国：政府威胁海外学术自由》，报告指出，中共政府的压力导致学术自由受到多种不同威胁。中共当局长期监督和实施针对中国学生、学者以及世界各地中国研究者的监控。中共外交官也常常抗议学校邀请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人士到校演讲。
另有人权观察人士指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中共对政治犯的追捕和迫害都是最为严重的，对于一些被它视为严重威胁其政权的民运人士，甚至采取诱骗或绑架手段。
居住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成员陈闯创多年来一直关注政治抗争人士的遭遇。他说，据可靠估计，从1980年代初期至今约40年，在海外从事反对中国政府行为，以及因某种原因逃离中国的民运人士，宗教人士以及藏族和维族等少数民族人士的人数不低于百万。
一般来说，中共采取的办法包括：列黑名单禁止返回中国、收买渗透分化、污名丑化打击、以国内家人和相关人员为人质威胁消声，甚至逼迫自愿返回中国，当然还有个别人疑似被暗杀。
据陈创闯介绍，最早两例被从国外绑架回中国的分别是2002年王炳章和2004年彭明，此前和此后相当长时间未听说发生此类案例，鉴于王、彭二人的影响力，特别是他们主张武装革命路线，中共认为，把这两人留在国外危险太大并且难以控制，所以宁愿花巨大代价绑架他们。
目前，王炳章以间谍和恐怖罪被判无期，至今已经在广东单独关押了18年（仍未获减刑）。彭明以恐怖罪被判无期，12年后暴死湖北狱中。据狱友透露，他之前保持健身，健康良好，死因引起怀疑。实际上，彭明2000年出逃中国后，中共就一直在试图骗他回国，为此抓了不少人，威逼他们配合当局抓他。
近年绑架、引渡的案件近年突然暴增，比如中共在2015年10月在泰国绑架瑞典公民桂敏海；2016年1月在泰国抓走前国安线人李新；2015年12月从香港绑架书商李波；2015年10月在缅甸绑架幸清贤、唐志顺、包蒙蒙；2017年1月在香港绑架加拿大公民肖建华；2017年3月维权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被关进泰国移民监，差点被湖南警察带回中国等。
陈创闯说，这些案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和习近平开启的天网追贪行动有关，二是涉及其他高度敏感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