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当代社会生活中，玻璃窗以及包括眼镜、显微镜、镜子、望远镜、试管、照相机在内的玻璃制品，是再寻常不过的东西。然而，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对玻璃的兴趣却远远少于对瓷器的兴趣。考古发现，虽然早在战国时期就有玻璃珠，但制造玻璃的技术却一直停滞不前，直到清朝康熙年间，大规模的玻璃生产才出现。
中国古人对玻璃的兴趣的缺失显然不是技术原因，因为与制造瓷器的技术相比，玻璃制造的技术含量相对低一些。而中国早在东汉时期就研发出来的造瓷技术秘诀，欧洲18世纪才破译，才开始自行生产。如果不是技术原因，那可能的原因是玻璃的透明与直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含蓄、朦胧并不相符，自然也就引不起太大的关注。
与之相对的是，玻璃技术从埃及和希腊出现后，经过罗马人的改进，两千多年来在欧洲地区却不断地提高和应用，尤其是在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技术趋于成熟，而成本的下降也使得玻璃制品普及，进而对欧洲的建筑风格、葡萄酒文化和啤酒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17世纪晚期，东西方贸易中出现了玻璃制品，而来到清帝国的欧洲传教士们送给清朝皇帝的礼物中亦有玻璃制品。比如康熙大帝1689年2月南巡抵达杭州时，接受了两位传教士献的礼物：一个多彩玻璃球、一架小型望远镜、一个梳妆镜和两个玻璃花瓶。对西方科学技术抱持开放态度和兴趣的康熙帝大加赞赏，并决心生产和制造中国自己的优质玻璃器，遂在1696年下令，于北京蚕宝池口的法国人建造的天主教堂东边建立了清朝首个皇家玻璃作坊。
来自法国的传教士洪若翰在1696年10月31日写给教会的信中如此说道：“在我们住所旁边的一大块空地上，康熙帝正在建造一座漂亮的玻璃作坊。如果我们能管理和使用好它，皇帝就将让我们管理。遵照皇帝的旨意，纪理安神父承揽了此事。我请求你们立刻从我们好的玻璃作坊中选派一到两名上等工匠，以造出和我们欧洲生产的一样的玻璃和水晶制品以及玻璃镜面。请同时选派一名上好的珐琅工匠。”
信中提到的纪理安，来自于德国巴伐利亚维尔茨堡。他幼年即在教会开办的拉丁文学校受教育，其后进入由教会管理的维尔茨堡大学学习，学习内容涉及算数、代数、几何、天文、占星、地理、物理、建筑、机械等多种学科。 1694年，他以传教士的身份前往中国，最先来到了广州，其在物理学、天文学、数学和机械学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卓越才华，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注意，并上奏给康熙帝，康熙帝于是下诏令其进京，并亲自召见了纪理安。随后，让他创建并负责皇家玻璃作坊，从此开始了宫廷御用玻璃器的制作。
纪理安没有辜负康熙帝的期待，他在皇家玻璃作坊中，与来自欧洲的技术人员一起，培训中国的能工巧匠们如何铸模、着色、雕刻、抛光以及如何操作熔炉等，并依靠皇家雄厚的资金和材料，造出了色彩丰富、质地精纯的“中国玻璃”和珐琅制品。康熙帝认为这种“中国玻璃”比欧洲的玻璃制品还要高档。
清宫档案显示，至少到1705年，北京皇家玻璃作坊就已经能够生产各种形制的玻璃器皿，包括彩色玻璃器皿和画珐琅玻璃器皿。
画珐琅又称“洋瓷”，起源于西欧法国，于16世纪由欧洲商人及传教士经广东传入中国。画珐琅是以金属铜做器骨（胎），用五颜六色的瓷粉（珐琅釉）经烧制而成。画珐琅富有绘画趣味，故又称“珐琅画”，北京以掐丝珐琅闻名，中国人俗称“景泰蓝”。
而画珐琅玻璃器皿是画珐琅的衍生品，它是以玻璃为胎体，以画珐琅工艺进行装饰的复合工艺，是由铜胎画珐琅发展而来，技术要求极高。因为玻璃与珐琅熔点非常接近，在反复绘画焙烧的过程中，若温度低了，珐琅釉不能充分熔化，则成色不佳；若温度高了，胎体变形，即成废品。玻璃胎画珐琅仅适于制作小件东西，如小瓶、鼻烟壶等，其表面的绘画题材有山水人物、花鸟鱼虫等。
出于对中国玻璃和画珐琅的喜爱，康熙帝有时将其作为皇家的礼品送给大臣们和外国使节。比如1705年，康熙南巡至苏州时，曾赐给当地官员宋荦由皇家玻璃作坊工匠制作的礼物，包括一口透明鱼缸、一只闪蓝玻璃花瓶、一个黄色小玻璃盘和一尊蓝色花卉图案的蓝色玻璃笔筒等17件。同年底，康熙接见了罗马教宗特使铎罗，其后铎罗收到了康熙送的礼物：御用画珐琅玻璃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