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26日】（歐洲希望之聲記者尹心荷綜合編譯）言論自由和容忍度調查顯示，40％的美國人認為政府應防止仇恨言論。
智力輸出（Intellectual Takeout）的高級撰稿人巴里·布朗斯坦星期四撰文指出，在保護言論自由權力的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和剝奪這些權利的《中國憲法》第51條之間，這些美國人的政治哲學更類似於相對極權主義的中共政府的觀點。
《理性雜誌》要求南加州大學的學生定義“仇恨言論”。
在接受調查的學生中，《理性雜誌》發現了很多想做獨裁者，他們渴望提供仇恨言論的定義，並準備將其定為犯罪。
學生劃定仇恨言論與否之間的界限是任意的。一些學生將“不允許穆斯林進入美國”的言論標記為仇恨言論。雖然諸如“男人是卑鄙的人”和“所有白人都是種族主義者”之類的言論並未被標記為仇恨言論。
而且不只是大學生不再相信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保護。根據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 2017年《言論自由和容忍度調查》，40％的美國人認為政府應防止仇恨言論。
在卡托調查中，有82％的受訪者同意很難禁止仇恨言論，因為我們無法定義仇恨言論。但是顯然，許多美國人並不珍惜言論自由權。
沒有辦法掩蓋這些發現：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不再相信開國元勳們的願景，即政府的職能是保護公民原有的和不可剝奪的權利。
政府僅具有美國憲法明確授予的有限權力。大量不可計數的剩餘權力作為既存的，不可剝奪的權利，為人民所擁有。
如何保障權利
在辯論《憲法》的第一修正案（《人權法案》）時，麥迪遜和其他開國元勳擔心，後來人將保護枚舉的權利解釋為意味著人們唯一擁有的權利就是《憲法》中提到的那些權利。
每個開國元勳都是言論自由權的原教旨主義者-唯一的辯論是如何最好地保護這項權利和其他權利。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在《聯邦黨人文集》第84篇中指出，人權法案可能會“很危險”：
“他們[枚舉的權利]將包含未授予權力的各種例外；因此，這將為提出超出範圍的額外要求提供可著色的藉口。為什麼要宣布無能為力的事不要做呢？例如，為什麼應該說，在沒有權力施加限制的情況下，不應限制新聞自由。”
在麥迪遜的國會演講中，彌合分歧，承認反對枚舉權利者的恐懼：
“還反對一項權利法案，該法案通過列舉授予權力的特定例外情況，將剝奪那些未列入該列舉的權利；可能隨之而來的暗示是，那些沒有被單挑出來的權利原本打算交由總政府掌握，因此是不安全的。”
麥迪遜針對這些擔憂的絕妙解決方案是《憲法》的第9 條修正案：“憲法中列舉的某些權利，不得解釋為否認或貶低人民保留的其他權利。”
不幸的是在美國，第9 條修正案的明確含義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最高法院忽略了。因此政府已將法規擴展到國父們從未打算的領域。
如今，美國民眾願意忽略第一修正案的含義，其明確規定：“禁止美國國會制訂任何法律以確立國教；妨礙宗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侵犯新聞自由與集會自由；幹擾或禁止向政府請願的權利。”
美國的國父們對講話受到政府限制的想法感到震驚。
考慮一下似乎在保證“言論自由” 的中國憲法。但是，所有授予的自由都沒有意義，因為中國憲法第51條剝奪了那些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行使其自由和權利時不能侵犯國家，社會和社會的利益，集體或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權利。”
我們是否已經達到許多美國人的政治哲學類似於相對極權主義的中共政府的觀點？
當一些美國人辯稱仇恨言論侵犯了他人的權利時，他們是否使用了《中國憲法》第51條規定的邏輯？
民主不保護權利
在《聯邦黨人文集》第10篇中麥迪遜解釋說，民主無法保護抵制反對自由的派系的熱情：“當多數派被包括在派系中時，人民政府的形式……使其能夠犧牲其統治熱情……包括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權利。”
當然，對試圖篡奪不可剝奪權利的派系暴政的一種治愈方法是嚴格限制政府的權力。
政府維護不可剝奪權利的植根於其公民的心靈。如今，不了解自由原則的美國人中，將近40％的人認為言論自由權應受到政府的管制。同時，根據卡託的調查，“ 71％的美國人認為政治正確已使我們社會對需要進行的重要討論變得沉默。”
當人民不再相信對政府權力的嚴格限制時，我們自由的喪失還會遠嗎？如果要保持言論自由，我們大家必須相信它。
《聯邦黨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是18世紀80年代三位美國政治家，詹姆斯·麥迪遜、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約翰·傑伊，在製定美國憲法的過程中所寫作的有關美國憲法和聯邦制度的評論文章的合集，共收有85篇文章。
文集的第10篇和第51篇通常被認為是文集中最有影響力的兩篇作品。其中，第10篇文章提倡建立一個強大的共和國，並包括了各黨派的討論；而第51篇則解釋了分權制度的必要性。文集第84篇也非常重要，因為這篇文章與後來的美國權利法案有著重大的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