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少人在討論香港的前景，除了一般的焦慮不安之外，街頭抗爭的年青人也露出了疲態和絕望。
像香港未來變化，這幾個月來的新冠病毒其實同樣是充滿著前景不明朗的困擾：沒有任何圓滿結局的允諾，沒有肯定有效的應對方法。
很多國家在應對 COVID-19 的策略中，都參考甚至跟隨一些預期模擬。其中，近日不少人稱讚的一種方法是採用動態因果模擬分析。和傳統的分析方法最大的不同，這種方法的特點是認意識到結局受不同可變因素互動，而且情形在進行中變幻不定。因此需要不斷根據數據調整結論。
香港過了轉折點後，又會如何？我們不妨也用一個比較動態的分析來思考。
當然，政治比較難數量化，所以這裏提出的只是一種粗略的理論框架，方便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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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所言，香港人和中國領導階層有一個基本衝突，在地區（國家、省市鄉）和人民的擁有權問題上，大多數香港人堅信地區是人民所擁有的，因此香港人對香港的相關政策都有話事權。而中國領導階層則認為國家擁有人民（實際運作上，執政者當然也被視為國家的肉身），因此國家有權規管人民，人民不可以倒過來對國家或其肉身有話事權，指指點點。一國兩制默許這兩種完全相反的觀念可以隔離而共存。然而，中國的領導階層始終都忐忑不安，害怕香港人的這種擁有權思想會傳到內陸地區，演繹為國家屬於人民後對他們造成存亡攸關的威脅。
這幾年來，儘管經濟成就增加對政權的支持，儘管香港年青人對介入內陸政治的興趣極低，前幾年甚至出現反對參加記念六四的高姿態言行，中國領導階層眼中的傳染風險反而與日俱增。中國不斷介入香港內部的衝突，正是反映他們心中危機感的升級。為了排除他們心中的風險，國安法或 23 條出現從來都只是時間問題。但 17 年前提23 條立法而撤回時，中國經濟處於上升期。這幾年却是在下降途中。當大家都仍在讚揚中國多強大時，領導階層除了原有的危機感之外，却已經多了一種夕陽無限好、時不我予的焦慮，對進行中的溫水煮蛙工程覺得太慢收效。自身存亡的恐懼已經使他們不惜犧牲香港的用途。送中條例過不了，就只好制定國安法。
這幾天的安撫人心的言論以及一些好心人的修補建議，只會影響香港從一國兩制轉移到完全一國一制的過程時段長短，但不會改變方向，回頭往一國兩制走。
滯留在局部一國一制的狀態多久重不重要？快刀斬亂麻，馬上就全面一國一制化當然可以立即全面解決領導階層的憂慮。但後果成本却會不言而喻，非常嚴重。
愈慢、愈不顯眼就愈會減少香港人的抗拒及國際反應。97 之後，一國化的步伐其實沒有等五十年，而是一直都在香港人不知不覺中進行中。普教中就明顯不曾引起太多抵抗。但到了香港像廣州一樣不再用粵語為主要日常口語時，香港的自我身分就都已經消失大半。大灣區的工作機會也可以使香港不知不覺中慢慢溶化到最後只剩下大灣區成員身分。中聯辦在香港的影響力逐年增加，直至香港政府近日聲稱中聯辦對香港有監督權，便是承認香港未待國安法制定，其實已經準備好步入一國兩制尾聲，消失的時段。溫水煮蛙歷經考驗，的確是一種可靠的方法。
然而，時間又未必對中國的領導階層有利。中國現在正面對著經濟下滑疲弱的風險。這不只是短暫問題。人口老化、生產力減退、科技術轉移限制、等等阻力隨時間只會有增無減。重用私有企業會像改革開放一樣，使中國重拾增長之路。但從擁有權的角度，却是領導階層極不願意的讓權讓利行為。經濟疲弱的後果，領導階層心知肚明。六億人民現在仍舊生活在每月 1,000 元收入之下，支持領導階層的小粉紅如果也收入減退了，多少人再會忠心耿耿支持下去？到時無論是受香港思想的感染，或者自身冒出的思想異變風險都明顯會升高。而如果經濟疲弱下去，領導階層能不能夠再化精力應付香港問題？在現在的中國官場狀態下，懶政的官員事事都依靠上層指令，用人唯忠的結果也是使香港政府的工作能力一屆不如一屆，容易喪失民心。管控香港的力量，盡管有軍警支撐，迄時是否再能勝任？
圖片：ANDREJ ISAKOVIC/AFP, Getty
在國際關係上，這幾年來西方國家對中國都出現了重大的心理轉變，從友好進入半友半敵狀態。美國最近有篇文章甚至問，親中的專家究竟去了哪裏？中國近年來不斷使用旅遊、求學、商貿關係武器化成為對外施壓工具。高姿態介入反送中使中國領導階層無法容忍異見共存的僵硬作風、中國多年在外苦心經營埋下的人脈及宣傳網絡，一一暴露後，西方對中國強大後與世界不同觀念及迥異制度國家能否和平共存的種種擔憂懷疑更是加速加大。香港今後傳出的信息都肯定會繼續影響他們的看法和政策。
但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盤算，本身的利益考慮。即使同情香港人也未必推出黃營所希望的回應。而且，病疫過後，西方的相對復甦速度和幅度都會決定西方和中國的關係轉變速度以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程度。雖然如此，削減中國使用旅遊、求學、商貿為施壓工具的能力、供應鏈的轉移、科技轉移的限制這類對中國經濟起負面影響的政策相信已經大勢所趨，難以逆轉。
對香港來說，國安法來臨，最初版本未必很辣，因為可以日後再加，而是制定表示一國兩制的殘餘特徵已經進入彌留倒數時段。相信不少香港人在選擇移民。同時，由黃投藍的人也會同時絡繹出現。順服中國領導階層人數因此會相對大幅增加，對藍營在區議會、立法會的選舉有利。因此，黃營幸苦得來的區議會優勢窗口時間不會太久，日後只會愈來愈艱苦。然而，如果移民繼續抗爭行動，又可以影響到中外關係的方向。從這幾天中方及親中人士對 BNO 的反應動更可知道，如果幾十萬人在短期內移民，對香港的經濟也肯定會造成震撼，不是新的內陸移民可以一時補上，香港政府現有水平也不太可能應付得了。如果跨國公司離去、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動搖、內陸地區的經濟也同時下滑，唯利是圖的藍營又是否會忠貞下去？潛伏的黃營還是會有活動空間的。
佔中及反送中運動以來，黃營表露的適應及應變能力一直都未見出色。反送中運動初期的如水模式使政府一籌莫展。但之後，街頭運動其實是愈來愈結水為冰，表面上看來更堅強有力，實際上卻容易招來損兵折將。無論當事者如何歌頌，中大和理大的陣地戰都是錯誤而失敗的。但事至今天，黃營的年青人還是不斷送頭，而少得實質效果。相對來看，警方就已經學精，減少傳媒可以拍攝到的不利畫面，並且掌握到黃營過於重復刻板的示威方式。在國際輿論方面，中國和香港政府也都刻意散播有利自己觀點的外語消息，而黃營却只是重視內銷香港，更是缺欠一個朋友滿天下的追求。在長遠部署方面，政府明顯是逐漸從語文、教育題材、傳媒生態各方面逐步進行思想改造。但黃營的和理非也似乎大夢未醒，仍然只停留在討論一些短暫是非。
圖輯《香港反送中運動》 攝影：Peter Wong
在任何對峙狀態下，不是誰先勝一卒，而是誰更能應變，才會是贏家。成功者著重的不是扮英雄烈士，或者發洩憤怒；也不是一場戰役勝負，而是終局。如果歷史有任何啟示，東歐的捷克、柏林、匈牙利起義都是慘烈收場。後來成功的波羅的海三小國和波蘭都是用其他方法抗爭。國共鬥爭時期，處於弱勢的中共著重文宣和觀點傳播，盡量不送頭。文宣、藝術、歌唱、家教同樣也是波羅的海三小國和波蘭，這些國家的抗爭工具。溫水煮蛙也一樣可以是弱者反抗的手段。這不是說激烈的抗議和犧牲無用而是應該有所節制，有進有退，有技巧地在適當的時地採用最能收效方法。但目前看來，香港的黃營似乎依然缺乏持久奮鬥的心理準備和深耕所需的韌力。
從上述的動態分析目前看來，香港的短中期並不樂觀。但歷史不是直線而是呈波浪形態的，有上有下，也可以急轉方向。今後一兩年中，中外多地的政治、經濟、以及國際關係都極可能因 COVID-19 而出現劇變，由而影響香港的未來。如果中國領導階層明白戰狼作風只會導致經濟惡化、冷戰甚至正式武裝衝突的死路，而改弦易轍，以香港回歸一國兩制作為政策改變的示範雖則機會低微但也並非絕無可能。
正如 COVID-19 一樣，香港的前景充滿未知數。結局可以很悲慘，也可以很圓滿。正如香港的醫護罷工和市民的自覺自救行動使香港時至今日仍然成功抗疫成功，香港的未來也是很多不同變數互動後的結果，會因香港人的不同回應而改變。結局如何會按照互動中每一板塊的變化，香港人既要承受其他板塊的影響，也可以影響每一板塊，從而直接或簡接影響到自己未來的命運。
一件事很清楚，不必太著意短期或一事的上下，這會是一場經年累月和命運競跑的比賽。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會即時知道自己的行為對大局起什麼作用。
但到最後，每一絲漣漪都會影響到潮起潮落，潮升潮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