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一共有五人被國務院港澳辦發文點名批評，當中包括Alan Leong Kah-Kit 梁家傑、 Alvin Yeung 楊岳橋、Tai Yiu Ting, 戴耀廷和我。對我們四人來說，即使在民主運動的定位、角色各有不同，但作為政圈中人，被北京炮轟之類，說實話也是見怪不怪。
不過，對被點名的第五人，即近日策動罷課的鄭家朗 Isaac Cheng來說，情況倒是有點意外。我也想不到，北京會在這個階段，已把他與其餘四位「泛暴派頭目」並列，不只是私下監察和留意他，而是經已榜上有名，被納入中共雷達的幅射範圍裡。
這次，想談談我的好戰友，年僅二十歲的鄭家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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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他，始於四年前投入選舉，招收義工的時候。當時最深刻的，莫過於正值公民社會充斥著無力感，不少同路人紛紛遠離政治，嘗試回歸日常的時刻，會有穿著校服，放學後趕來幫忙助選，勇躍參與的中學生，可說是難能可貴的少數。
後來，很快他便加入眾志，未成年已擔任常委，而當時大家的心態，大概是想給更年輕的團隊伙伴，嘗試多點發揮機會；而記得一個深刻的轉列點，就是當我和羅冠聰 Nathan Law及林朗彥 Ivan Lam入獄，當時友人前來探望時，聽說他擔起大旗，跟進教育議題和青年政策。
當時身處牢房，本來是有點半信半疑，但從解悶工廠寄來的文章和剪報，又確是看到他籌辦記者會、發起聯署、出席公聽會，在報章投稿，咬著洗腦和染紅教育不放。當時自己身位有所轉變，忙著開拓國際線，同期有人承接自己初出茅廬時所跟進議題，也是很高興的。
於是乎，當眾志在人手極有限的情況下，同步拓展國際線、新媒體（Youtube戰線實情是兩年前內部已意識到要發展的範疇）、囚權和維持各種社運議題推進，到成員正職忙著處理議會事務和社區工作，鄭家朗便漸漸接下了近乎所有眾志要處理的學生、青年、教育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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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家把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交付到他與幾位學生身上，作為團隊一員，總有點為難。我說吃力不討好的意思，不是說政府強硬不回應之類，而是作為從中學年代開始組織學運的過來人，已知悉中學生投入抗爭的熱情，向來非常受大政治環境和氣氛所限制。
也因此，在去年六月之前，基本上任何與中學生有關的議題推進，也是相當困難，與八年前結合天時地利人的反國教，根本不可同日而語。有時也會覺得很不值，即使偶有成果，論公眾關注，不論主流傳媒、網絡還是學生群體當中，也難以察覺得到。
更甚的是，中學生的組織工作，需要的耐性、堅持與心力，絕不下於在職場跟成年人一起組織工會；而要跟零零後溝通，說實話眾志最多的九十後，已自覺跟他們有距離和抱有世代差距，即使有經驗的所謂老鬼，能協助到鄭家朗等學生的，亦是相當有限。
看到學生組織難有寸進，會否感到泄氣？我想，連從旁觀察的自己也有，更何況是鄭家朗自己呢。但原來，在教育議題和學界組織數年來的耕耘，在適當而關鍵的時候，就能派上用場。我說的是去年反送中運動開始，要促成罷課開始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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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在去年的六月十七日，是自己踏出監獄的日子，當時離開荔枝角收押所，在眾志「接放學」的團隊裡看不到鄭家朗，細問之下才知悉，那時因應政府不願回應二百萬遊行，學生在遊行翌日策動的罷課，鄭家朗便在幫忙籌備，以致後來不同中學生反送中關注組，近乎全港巡迴十八區，舉辦大大少少的集會，也有他的身影。
接下來，不論是新學年前再度策動中學生罷課，而在九月初於住址附近遇襲、還是跟在立法會公聽會抗議國歌法，而跟同學一起遭政權起訴而留有案底、還是前日在銅鑼灣擺設罷課宣傳街站遭黑警掃場，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的同學被捕，自己在旁便是看著鄭家朗漸漸成為學界抗爭的其中一個風眼。
被國務院港澳辦點名以後，說沒有壓力也是騙人的，而來人大週四召開會議以後，到底情況會再惡劣得如何，此刻也難以說明，但寫也這段較長的文字，也是希望大家記得，談起眾志除了想到國際戰線的投入以外，其實在青年組織和中學學界的連結，我們當中的成員，特別是鄭家朗，也從沒有放棄。
組織工作，講求細水長流的參與，也要求組織者的承擔與耐性。對比起自己在雨傘運動臨急臨忙組織九十後罷課，我想從反送中的炎夏，到現在迎接國安法的硬仗，零零後的一代已經做得比我們更優秀。雖然跟很多中學生手足素未謀面，即使在會議場地和街站擦身而過，也不太認識大家，但感謝你們的付出，在比起幾年前更惡劣的形勢，還可以站出來，佩服你們，加油。
最後，宣傳一下，煩請大家在Telegram和Instagram追蹤 #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https://t.me/SSStrike2019、instagram.com/hkssstrike2019），以及行有餘力的話拜托課金，支持他們司法覆核政府取消DSE歷史課題目的眾籌：：https://bit.ly/JR_DSEh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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