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抗爭一年，那些被控暴動的人
反送中運動至今持續一年，2019 年 6 月 12 日金鐘一帶發生的事，無疑是整場運動最重要的起點。
當日有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大樓，警方隨即用催淚彈、橡膠子彈驅散，事後時任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將 6.12 定性為一場「暴動」，特首林鄭月娥及後表明同意警方的定性。群眾顯然反對。4 日後的 6.16，200 萬香港人上街，「學生不是暴徒」、「我們沒有暴動」的口號呼聲此起彼落。運動的五大訴求，亦有「撤回暴動定性」一項。
但政府沒回應此訴求，示威者繼續抗爭，被捕的愈來愈多。警方回覆《立場新聞》查詢，由 2019 年 6 月 9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警方於各區示威活動中共拘捕 8,986 人，已控告 1,808 人，當中被控最多的罪名，正是暴動罪。人數剛好是 612 人。
其中被指於 6.12 金鐘參與暴動的 21 歲救生員早前於區域法院認罪，法官強調示威者「直接衝擊法治」、「無視法律及罔顧警員安全」，稱判刑必須具有足夠阻嚇性及考慮公眾利益。最終在考慮該暴動事件的規模、暴力程度、被告認罪及其年齡等後，以 6 年作為經審訊後罪成的量刑起點。由於被告認罪扣減三分一刑期，終判囚 4 年。
正被控暴動的 612 人，每一個都面臨如此關口。一旦入獄，或許就要付上數以年計的青春；大限將至，卻無法籌算將來。
抗爭一年，《立場新聞》訪問多個在反送中運動裡被控暴動的人，了解他們抗爭的初衷，記錄每一個「612 分之一」在此人生關口上的不安與期盼。
先閱讀〈612 個被控暴動的人〉專題上一篇：《拍過華為廣告的 YouTuber 抗爭與噤聲之間掙扎》
今年三月，伊朗異見導演拉素羅夫 (Mohammad Rasoulof) 憑批判伊朗死刑制度的電影《There Is No Evil》，獲得第 70 屆柏林影展最高榮譽金熊獎。由於被伊朗政府限制出境，他未能親身赴柏林領獎，獲獎三天後，更收到入獄服刑通知 — 去年拉素羅夫被當局以「攻擊國家安全」罪名判處一年徒刑。
被控暴動的電影系學生 Walter（化名）接受《立場新聞》訪問時，說起這個導演的故事。
「以電影入罪」，或成明日香港寫照。可是還未到那天，Walter 也來不及擔心畢業作品的命運。最初他從沒想過以電影參與反送中運動，卻是被捕後的經歷，令他構思中的劇本變得完整。處子劇本開拍無期，他又即將迎來答辯，這份未完成的作品成為他的遺憾，「假設我要坐監，佢好可能係我 30 歲前最後一份香港作品。」
被捕最擔心出 crew
「死啦，聽日都要出 crew（拍戲）㗎喎，聽日 no show 又無電話，突然失蹤點算好？」
Walter 於去年 8 月 11 日在尖沙咀被捕。被警員按在地上時，他腦中一片空白。唯一想到的事是「出 crew」。
從上警車、在警署面對一堆繁複手續，他還未意識到自己已被捕。深夜在「臭格」內，Ｗalter 才回過神，開始想：「會唔會被人告得好勁？保釋唔到？最差情況係點？」
被拘留 30 多小時，終被帶至法庭提堂。與外界隔絕逾一天，他恍如隔世，香港又不同了。「事後先知嗰日都幾大件事，睇新聞先知當晚有人被打爆眼，機場又有付國豪（被襲擊）單嘢，警方去機場驅散。」
Walter 回家休養兩天，「驚魂未定」回到實習的公司，一班同事都對他的被捕過程感到很好奇：「大家見到我，好似睇 Discovery Channel 咁，見到動物好新奇。」
重拾工作，也代表該回「正常」生活。
Walter 如常上班，如常乘巴士，如常在Facebook 看新聞。巴士經過黃大仙時，他從車窗看出去，卻無比感慨。牆壁上被遮蓋的口號、被催淚彈燙過的道路，周末打得再激烈，戰痕在翌日總是消失得無影無蹤，猶如平行時空，「好矛盾，落差感好大，經過（現場）會有戰場感，原來呢度打過。」
太陽照常升起？
他要遵守宵禁令，「無得睇九點半（場次電影），我讀 Film 㗎嘛，想睇戲都要好似灰姑娘咁，十二點前返到屋企。」
去年某夜，Walter 在宿舍關掉電話數據，專心剪片。重開電話時，一堆來自朋友的 ＷhatsApp 訊息彈出：「你有機會被控暴動。」
Walter 從此想不到未來。
「你會諗唔到聽日做咩、計劃唔到。」因為有可能被判數以年計的監禁。」喺 20 至 30 歲期間 ，四年空窗期唔知做咩。喺社會無咗四年打滾，但拍嘢要練習 keep 住做，仲有人脈⋯⋯唔知要點做、做唔到。」尤其是 FYP（畢業作品），他擔心做不完，就不能畢業。「失業、失學，要坐幾年⋯⋯每日都係咁諗 ，每當同自己相處的時候，就會反覆問自己，究竟點算。」
從前「暴動」兩字只在新聞上看到，Walter 總覺得跟那些人很遙遠，「當時有人被告暴動，係覺得好『新穎』、匪夷所思的事。到現在被人告，原來就係咁近，但（當下）都只係一瞬間的事。」
正式被控暴動那天，他在 Facebook 說了一句：「功課未撚做，太陽照常升起。」
「你個故仔好敏感」
Walter 被捕後寫了一個劇本，參加公開比賽。故事發生在 2024 年的「後運動時期」，一個約 30 歲的女生因運動而到台灣避世，之後與丈夫返回香港，探望母親及坐牢的弟弟。她再次離開香港時，香港下了一場雪。
Walter 今年得知劇本成功入圍，可獲資金拍攝，也視之為畢業作品。他興奮不已，開始盤算要找甚麼演員、場景⋯⋯創作他人生第一個作品。
然而，先是肺炎疫情令行業停擺，然後招募演員也屢屢碰釘，「這類題材需要一些在行業打滾好耐的演員。我搵過一些演員 agent，他們會話：『你個故仔好敏感，我無得同你合作』。」這幾乎是香港創作界的新常態。「尤其宜家有國安法，你唔知將來會點，呢個地方仲容唔容許去做呢類題材？」
加上擔心官司在身，能否開拍也成問題……他的劇本，就這樣定格在第二版。
其實這個「敏感」的劇本，源於 Walter 去年三月一個單純想法：香港未下過雪 。他最初沒想過用電影「參與」反送中運動，但隨著自己被捕，想法變了，「我畀人拉咗之後，先覺得我個故仔寫到，有唔同碎片出現，慢慢組合成為宜家作品。」
為何沒想過以電影參與、介入甚至推進運動？Walter 稱，自己作品尚未開拍，又不是什麼大人物，「我無咁嘅能力…，如果我係魯迅，我可以寫文學，影響一個人心態，但我唔係。」他又提到台灣導演侯孝賢的《悲情城市》，電影於 1989 年上映，講述台灣「二二八事件」，既是敏感時期中的敏感作品，又因獲獎無數而令「二二八事件」廣為世人所知。「大導演叻在佢哋已經對生命睇得好透，創作都係生命體悟。」初出茅蘆的他，自然未有信心。
30 歲的主角、到台灣避世、2024 年回到香港……Walter 的劇本是否在投射自己的心理狀態？「我都話（劇本）一定好大部分來自生活經驗。點解我會寫 30 歲，因為人越大就越多包袱，參與呢場運動好多都係中學生、大學生。其實大家一直都諗緊，要為呢場運動犧牲幾多？」
Walter 創作、原為畢業作品的劇本
遺憾作品未能面世
雖然還未到上庭答辯的階段，但對於坐牢，Walter 也不是沒有想像。「灰心地諗，（與其）要搞咁耐，不如坐咗佢算啦。」
他沉思一會，預計自己將失去自由的時間，「四年應該走唔甩。」Walter 形容這四年會是空白期，朋友笑說他在監獄內看的書，應較待在外面時更多。然而，獄中並非自由之身，很多事情想做也做不了，「你唔會喺入面拍嘢㗎嘛，你唔會識到電影圈嘅人…出返嚟 27、28 歲先正式入行，仲有無得『紅褲子』出身？由 PA（助導）開始做到機工，仲有無呢個機會？咁嘅年紀，多多少少會擔心人哋點睇自己。」
Walter 望著擱在桌上、暫未能開拍的劇本，說：「假設我要坐監，佢好可能係我 30 歲前最後一份香港作品。」《國安法》壓港，Walter 無法預計將來的創作環境，也遺憾未能趁現在表達感受，假如要入獄數年，出獄後再從事創作，可能也會到外地。正因如此，更覺得現時作品未能開拍，很可惜。「我劇本都唔算有挑釁性，但係在呢個地方都好似有些敏感，無得喺你仲有機會講說話時候去講，真係一個缺陷。」
他的人生似乎離不開電影。被捕時想著「出 crew」，等待上庭的日子未能看著作品面世，若將來入獄，最擔心的也是失去在電影圈發展的機會。「作為創作者，一定想做手頭上的作品，這是我情感的總結。不論運動又好，過去廿多年人生又好，這暫時是我一個 conclusion。」
這個電影學生訪問時很少談電影以外的東西。被問到有關家庭的事，他總推說：「家人好少討論⋯⋯唔想講，唔想佢哋擔心自己。」除了電影，難道他再沒有其他不捨之處？
Walter 想了想，終於答：「最大遺憾睇唔到屋企人變老。」
Walter 寫上他對未來香港人的寄語
文／馮家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