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 年俄罗斯流感往事依稀
据报道，在 20 世纪，全球经历过 4 场全球流感大爆发，分别是 1918 年西班牙流感、1957 年亚洲流感、1968 年香港流感和 1977 年俄罗斯流感，当中最严重的西班牙流感杀死超过 5000 万人，而 1977 年俄罗斯流感是 4 场大流行中，威力最弱的一次。
据《美国医学会杂志》一篇文章整理了疫情爆发的经过。在 1977 年 11 月 1 日，前苏联莫斯科发现第一宗确诊个案，一名 22 岁男子染病；同月 10 日开始，东俄城市纳霍德卡（Nakhodka）出现大爆发，一间学校接近三分之一的学生相继患病。纳霍德卡大爆发后的 4 星期内，苏联 50 个城市出现疫情，苏联政府于是在 12 月 7 日向世界卫生组织（WHO）汇报疫情，故此这次流感称为俄罗斯流感。
这次疫症有两个特点，首先是死亡率不高，大概是 10万分之 5，比一般季节性流感还要低一点。另外很奇怪地，一般来说，老年人会较易染到流感，但几乎所有俄罗斯流感患者，都是 26 岁以下的人士。科学家于是发现了，引发这场流感的 H1N1 病毒，其基因图谱与 40 到 50 年代的 H1N1 病毒接近一样。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两名学者的研究比对出，1977 年俄罗斯流感和在 1948 及 50 美国雅宾利、1949 年罗马、1951 年美国伦纳德伍德堡（Fort Leonard Wood）分离出的病毒样本有 98.4% 相似，566 个胺基酸中，只有 4 个不同。由于俄罗斯流感的病毒和廿几年前的接近一样，成年人的身体大多数已经有抗体，所以主要是年轻人受感染。
但令人纳罕的是，2个月后，1978 年 1 月 11 日，北京政府才通报。实际上，早于 1977 年 5 月，辽宁鞍山就出现首宗个案，同月极短时间内，天津和吉林都发现案例，因此判断中国极可能才是 1977 年俄罗斯流感的源头。这场流感最后蔓延到 31 个国家及地区，包括香港、台湾、新加坡、英国、美国，乃至巴西、智利等。
据大陆2009年出版的《病毒学报》的文章《1977年俄罗斯流感(H1N1)病原学概述》（http://bianke.cnki.net/Web/Article/BDXB2009S1005.html）描述：1977俄罗斯流感(Russian Influenza), 又称红色流感, 是20世纪暴发的第四次流感大流行, 由沉寂20年后再次重现的甲型流感H1N1亚型病毒引发, 此次流行中的毒株与1950年出现的H1N1毒株几乎完全类似。该流感最早是在5月于我国丹东、鞍山和天津等地区暴发, 随后向北播散到原苏联,并南下……
在最新发表的《中国流感大流行的百年历史》上有这样一段话：“流感大流行在过去100年间出现过5次（1918年”西班牙流感”、1957年”亚洲流感”、1968年”香港流感”、1977年”俄罗斯流感”和2009年甲型H1N1流感），累计数亿人感染和数千万人死亡。历史文献表明5次大流行均波及我国多个地区，产生了较大规模的影响，其中1957、1968和1977年流感大流行被认为是从我国开始暴发。流感大流行直接促使我国设立公共卫生机构和流感专业部门，并在科学研究与疫情防控上加大投入。我国应当进一步加强流感大流行的准备与应对，承担流感领域领导者的责任，为全球健康作出贡献。”
于是，人们质疑，为什么同一款病毒，相隔二十多年后突然重新出现，很多专家断定这次流感大爆发不是自然现象。不少学者就认为事件源于实验室泄漏，例如《新英格兰医学杂志》2009 年一篇研究文章指出，很可能是实验室泄漏病毒，而英国皇家伦敦医院病毒学教授 John Oxford 亦认同有关看法；美国卫奇塔州立大学副教授 George Dehner 在他的论文《流感》（ Influenza ）中也提到，实验室病毒泄漏是唯一可行的解释。
然而，也有人指出，要找出更多证据，才可以证实俄罗斯流感是实验室事故所致。也有科学家指出病毒是天然环境冷藏下来的。而且人为过失也不一定是实验室泄漏。43年过去了，1977 年的俄罗斯流感起因，至今还是一个谜团。
2019中国武汉肺炎病毒探源
中国武汉肺炎（Covid-19）疫情自去年12月份被公开，持续至今已经在世界多国蔓延，令所到国家纷纷采取措施严加防范。究其来源，中国官方最初报告称，首例冠状病毒病例是在12月31日确诊。之后许多肺炎感染病例立即被指与湖北省武汉市贩卖野味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有关。然而，一项由中国研究团队发表在《柳叶刀》医学杂志上的研究却表明，第一位被诊断出感染Covid-19病毒的日期是早在2019年12月1日。而且，该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没有关联”。
今年2月11日，俄罗斯首度宣布“武汉肺炎病毒是重组的病毒，并非天然形成的”。
2月15日，中国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教授肖波涛于学术社交平台“Research Gate”发表题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来源》的论文，引发外界关注。论文指出：病毒泄漏的元凶应是负责收集与分辨病原体的“武汉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武汉疾控中心）。
论文指出，武汉疾控中心拥有超过600只蝙蝠，距离最初爆发疫情的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仅300公尺，市场附近不适合蝙蝠生存，蝙蝠自己飞到市场的可能性相当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也没有出售蝙蝠。
论文还提到，武汉疾控中心有发生实验室意外的前科，2017、2019年曾有研究员被蝙蝠血液与尿液溅到，该名研究员因此自主隔离14日。而武汉疾控中心不只距离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相当近，首批确诊武汉肺炎的医生也来自于邻近的协和医院。综合上述线索，肖波涛怀疑病原体恐为实验室的实验样本与受污染垃圾。
对此，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微生物学家Richard Ebright认为，病毒通过实验室事故从动物传染给人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2月27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学专家的钟南山称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武汉肺炎）“疫情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引发外界质疑。
次日（2月28日），中国上海新冠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接受大陆官媒《中国日报》采访时表示，“如果是（来自外国）的话，我们应该看到来自国内不同地区的患者在同一时间爆发疫情，而不是集中在武汉出现疫情”。令受中共官方热捧的中国传染病学权威所言不攻自破。
日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召开会议接连5次强调“生物安全”，并要求尽快推出旨在规范生物技术应用的《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
旅美经济学者何清涟表示，根据习近平这段讲话推测，有关武汉新冠病毒来源，北京应该已经有内部调查的初步结论，武汉病毒研究所恐怕难逃其咎。
推特网友们也纷纷赞同，认为现在只剩一个问题未解：“有意投毒还是无意泄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