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血与泪 中共计生政策下的祸患”系列文章之一
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告显示，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饱受争议并遭到国际谴责的独生子女政策，在35年后走向终结。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说法“人丁兴旺，五谷丰登”，在传统文化中，上至天子，下到黎民百姓，都懂得敬天敬神，顺应自然。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享受着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从未因所谓的“人口过盛”而遭受过苦难。然而，当中共在1949年建政后，中华民族苦难不断，其中几乎涉及到每个中国人的苦难就是始于1981年的强制性“一胎化”政策，而这一充满血腥暴力、野蛮的东西被中共推行为“基本国策”。这一长期的所谓“基本国策”给中国几乎所有的家庭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灾难，彻底破坏了中国的人文环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全方位的很难逆转的恶果。
目前，中国正面临诸多的人口问题，如，人口快速老龄化、“四二一综合症”、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独生子女教育等。随着中共极端暴力的统治和无神论的洗脑，在“计划生育”政策之下，遗弃女婴、拐卖儿童、妇女和骗婚抢婚、随意堕胎漠视生命等乱象也随处可见。
“计划生育”政策下带来的诸多隐患仍在持续，其所造成的伤害也许需要中国几代人的承受才能慢慢得以改善。
一、“计划经济”理论搞出“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英语：family planning），又称家庭计划，即对生育子女的数量和时间做出计划。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有提倡控制人口的家庭计划，在民众自愿的前提下，通过政府补助和相关部门的指导和服务，对生育做出规划。
但中共的所谓“计划生育”则与之完全不同，它被提升为一种“国策”，成了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采用各种强制手段逼迫公民晚生晚育，并直接终止“计划外”的胎儿的生命。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采取的是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
在中共的理论中认为什么事情都是应该计划的，就包括人的娶妻生子，都应该进行干预。
对于这一点，大纪元《解体党文化》系列社论指出：“无论是中国传统皇朝社会，还是纳粹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政府都不干涉主流民众的私生活，特别是有关生育这样的问题。共产党则不然。
“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提出了节制生育的主张，这是共产党无所不管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直接延伸，即什么都想纳入计划。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都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
今年10月30日，大陆独立作家郭建龙发表的文章《一胎化的推手与功臣》中写道：“人们很少注意到，‘计划生育’政策其实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计划经济’试验。当中国逐步废除大部分‘计划经济’政策的时候，‘计划生育’不仅保留了下来，还成为了影响每个人的国策。”
郭建龙文中说：“现在人们只知道，是马寅初提出了中国最早的‘计划生育’思想，却很少理解马寅初之所以提出这种思想的理论依据。实际上，马寅初是个不折不扣的计划经济学家，他的生育理论是与经济学相关的。”
公开资料显示，195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 601,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20‰。这次人口普查引起了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怀疑，他认为此次抽样方式不能真实地反映人口的真实增长情况。
于是，马寅初花了3年时间进行调查，发现中国人口实际增长率是每年22‰，有些地方为30‰。他认为，如此高的增长率，很可能导致50年后中国的粮荒。
1957年2月，在中共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他表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6月，在第一届中共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马寅初提出了他的《新人口理论》。
翻开马寅初的《新人口理论》，通篇都是“计划经济”思维，其核心是，只有减少人这个消费要素，才能增加物资积累，把这些物资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对此，郭建龙在其文章分析说：“在1949年之后‘计划经济’发达的年份里，人并不被看做人，而只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一种要素而已，他提供生产力，同时要消费产品。”
由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实施“计划经济”造成的极大萧条，社会无法生产出足够的产品。但在当时，经济学家只能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为这个注定无解的问题寻找答案。
“在反思这个问题时，马寅初等人认为，既然短期内无法生产更多的产品，也无法把更多的人组织到生产中，那么，只有减少人口这一条路可以走。这就是‘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郭建龙说。
“计划生育”政策的推手
中共的一大特点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1957年大跃进“粮食卫星”飞上天后，中共高层改变了看法，“人多是好事”成为主流思想。“人多力量大”“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中共开始鼓励中国女性生得越多越光荣，并嘉予有10个以上子女的女性“光荣妈妈”的称号。而马寅初在当年发表《新人口论》后没多久，又被当作“资产阶级谬论”和“右派的猖狂进攻”，遭到大批判。
中共的人口政策导致了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由于“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经济政策失败，大量劳动力无法找到工作，中共一方面组织青年人“上山下乡”，另一方面又开始提出控制人口。
1968年，中共再次提出要计划人口，并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开始有步骤地实施计生政策，宣传少生、稀生、晚生，向育龄夫妇免费发放避孕药具等。然而，由于缺乏具体的资料，“计划生育”工作只能停留在宣传鼓励阶段，缺乏执行目标。
1980年，后来被称为“计划生育之父”的田雪原对中国的未来人口进行了计算并提出了一个粗糙的模型，对中国未来的人口数量进行估计。郭建龙在其文章中说，根据田雪原的计算，为了在2000年控制人口在12亿，那么每对夫妇只能生育1.7个孩子。于是，1.7个孩子就成了政策制定者的梦靥。1.7意味着有的人可以生育两个，有的人只能生育一个，到底谁能生两个，谁只能生一个？
郭在文中说，在中共“宁左勿右”的极端思想下，1979年3月，山东省烟台地区荣成县136对夫妇向全公社、全县育龄夫妇发出倡议书《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在计划生育典型的带动下，各个省份都意识到了其中蕴含的政治意味，纷纷推出了宁左勿右的政策。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吉林、山西等纷纷要求只生一个孩子。
在强大宣传舆论的渲染下，1981年，中共强制性“一胎化”的计生政策终于出台，并被广泛暴力实施。
中共的决策是党文化的产物
中共的所谓“计划生育”与国外民众自愿的政策不同，充满血腥与暴力。
正如自然界存在规律一样，人口的数量自身也存在调控的机制，对于一个正常的政府来说，调节人口的方式有很多。人口学和联合国统计资料都已经表明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民众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区，生育率会自然下降。
以1986年大陆的统计资料看，只要妇女受过初中教育，生育率（指理想状态下妇女育龄期生育的子女总数）即会降低至2.13，从而达到人口的平衡，受高中和大学教育的妇女，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至1.82和1.11，而这个数据随着时代的发展应该会进一步降低。
现为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滕彪在今年接受《纵览中国》杂志采访时表示：“不论是从人权的角度、生育权的角度，计划生育从很多方面看都是错误的，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如果不强制控制，中国人口膨胀该怎么办？《解体党文化》中阐述说：“这只是这个问题的表象，而中共决策的党文化因素才是问题的实质。共产党头脑一热，想要人多，就鼓励多生；人多得养不活了，脑门一拍，就不惜一切手段，杀得中华大地上胎魂不散。多生和少生，看起来是两个极端，但恰恰都是中共什么都敢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流氓霸道习性的表现。现在的人口比三十年前多了好几个亿，但是这些年中共在经济领域放松一点，少管一点，人们不是吃得更饱，住得更宽了吗？可见，问题的关键不是人口，而是中共本身。”
事实证明，中共当年提出的“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早在70年代末就已被抛弃。在“计划经济”崩溃之后中共又搞起了“改革开放”。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生育”所带来的弊端远远大于减少的人口数量，但这一政策却在中共这个极权体制下被延续下来了。
披着无神论外衣的血腥屠杀
另一方面，共产党信奉无神论，不畏神明、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干，其邪恶的基因注定了它发起的运动或政策都建立在血腥之上。
自“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开始实施以后，凡违背这一“国策”者都会受到经济处罚和（或）强行结扎等残害，甚至遭到更为血淋淋的屠杀。几十年来，到底有多少生灵被这所谓的“国策”所夭斩，有多少妇女和家庭遭殃？恐怕难以统计。
而在人口少就能“提高国民素质”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弥天大谎下，相当多的中国人默认甚至赞同这一所谓的“计生政策”，误以为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计生”有直接关系，自觉不自觉地成了“主动的”受害者。
自古以来，中国农民靠天吃饭，劳力多家庭就富裕兴旺，而且家族香火的延续靠的是男丁。然而一刀切的“一胎化”，在中国，特别是农村地区执行的相当彻底，靠的不是老百姓的所谓“觉悟”，而是高压暴力。
就是今天，走在中国各地的农村，还可见到各种杀气腾腾的“计生”标语，如：“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要家破，不让国亡。”“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上吊给根绳，喝药给一瓶”⋯⋯
而这些标语绝非表面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1987年，北京某高校教授宋先生回江西农村探望族亲，村干部设宴款待，席间提到该村是“计划生育”模范村，每家都只有一个孩子。宋先生不明白村民为何如此听话，村书记自豪地说：“不管谁家生了孩子，当天一卡车民兵拿着枪，带着医生就到她家，把她家一围，进屋就做结扎。谁敢不听？！”
曾在纽约从事移民服务的张先生告诉记者，几年前他接待了一个来自山东的中年男子。他的经历让张先生唏嘘。上世纪90年代初，这位男子的妻子怀了双胞胎，夫妇俩欣喜不已。然而孩子出生后，医生却说其中一个孩子是个死胎。但她的妻子当时明明听到了两个孩子的啼哭声。他多次找医院要真相，得到的答覆都是那个孩子生下来就死了。他们怎么都不相信，还是不停地问。一个当班护士看他们太可怜，就偷偷告诉他，为了保证一胎化，上面有要求，凡是生下双胞胎的，要处理掉一个。他的那个孩子在出生后即被放在水盆里憋死了，但不会有人承认这些。许多人相信，像这位男子的遭遇绝非个案。
2001年3月，陕西省汉中高龄孕妇张汉云即将临产，但因为其修炼法轮功，当地“610”办公室将其绑架到洗脑班。因发现她即将生产，就把张汉云拉到30公里外的职工医院。但腹内胎儿过大，导致难产。结果，胎儿被惨无人道地肢解后分块取出。
2011年11月1日，湖南省娄底涟源市安平镇的孕妇龚起凤，已经怀孕7个月，和丈夫吴勇元租住在涟源市工农路一个出租房内。下午3时许吴勇元在家中洗澡时，安平镇计生办多人闯入他家，将其妻子绑架至医院，采用残忍的暴力手段对其施行引产。
龚起凤的丈夫吴勇元哽咽着向大纪元记者诉说道：“后来医生就把这个小孩子用塑料袋装起来，放在门外边。装在塑料袋内的小孩还在动，还有小小的呼吸，只是那个哭声不大，只有小小的声音，然后还在动弹，还在挣扎。”如此强烈的肉体伤害和精神刺激最终让龚起凤发疯，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2002年浙江董铁锋的妻子检查“子宫已开，胎儿头部已显露”，因无准生证，来了20多人冲进产房，将剪刀刺进婴儿后脑，刀上粘满了鲜血，婴儿脑浆迸出，惨绝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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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统计，1980～2009年，共有妇女上环2.86亿次，妇女输卵管结扎手术近0.99亿次，人工引流产2.75亿例，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人工流产手术至少1300万例。而这只是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实际数字是多少很难统计完全。
中共计生部门疯狂的原因
导致中共计生部门如此丧心病狂的这么干的两点原因：一是政绩需要，一是利益驱动。
日前，一个署名为“基层机关干部”的人在网上爆料了中共基层计生官员如何瓜分计生罚款的内幕，受到广泛关注。文中说，其所在的乡镇计生办对于早婚早孕的夫妇最低处罚6,500元，超生一孩最低罚1万元，一般标准为数万元，视“关系”而定，其计生罚款的分成如下：告密者15%、乡计生办（组）20%、乡长、书记35%、县计生委30%。
该爆料人说：所有人都以为“社会抚养费”（即超生罚款）都交给国库了，其实全部进了一小部分人的口袋。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官员支持“计划生育”，因为有经济利益驱使。
到1990年代，执行“一胎化”政策以严厉打击超生，变成评核官员表现的“一票否决制”，即超生严重地区“一把手”及相关官员升迁将受影响。民众称，计生工作队简直是魔鬼化身，所到之处鸡犬不宁，有超生嫌疑的孕妇被视作杀人放火的大盗，抓去强制堕胎，即使七八个月的胎儿也要打下来，就算是足月引产下来的孩子，活的也得弄死，同时还要家人交钱赎人，超生的更要交付高额罚款。
而中共专政的体制造成了人口政策的反覆和失衡，给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滕彪谈到，人类历史上从古到今也没有这样一个限制人生育的政策。这只有一个极权体制能够做到，它使用所有的暴力机器来推行“计划生育”，而且是一个很荒唐的政策。对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社会、经济也是摧毁性的，后果很可怕。
大纪元记者华德综合报导
责任编辑：李晓清
大纪元法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