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调查报导：专为谋杀而建的医院（三）
为新建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天津市委市政府花费了1.3亿元人民币（约2,000万美元）。虽然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往往伴随着巨额浪费，或用来为当地经济数据撑门面，并不产生效益，但东方移植中心大楼却是个例外。新楼建成后马上就投入使用且高负荷运转。这一情况来自“中国建筑改造网”，该网提供中国各地建筑与修缮工程的详细数据。
关键的证据来自天津建筑设计院的一份22页的PDF文件，任何人只需在该网进行注册即可下载，内容涉及2006年移植大楼竣工后即开始、2008年完成的改造工程。
（接上文）
移植中心建筑工程资料提供的线索
该文件2009年10月被收入中国建筑改造网，从第13页的一张照片判断，文件完成于2008年底。这项工程据称主要针对医院主楼、门诊楼和急救病 房（不涉及移植楼），宗旨是“强化节能效果，提高病人舒适性”，门诊大楼还加盖了一层，从三层变成四层。不过，文件中却包含一个很关键的线索：“医院每天 平均门诊量2,000人次，床位使用率达到86%，其中肝肾移植病床的使用率达90%以上。”
“天津一中心”用于移植部的床位总计500张，均位于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虽然当时该院的病床总数为1,200余张，移植病人在专用病床紧缺的情况下可以住到其它病房，但这种可能性我们不考虑，这里只利用两个数据：移植专用床位500张，年使用率90%。
也就是说，每天都有450张病床住着移植患者——他们或许是来做肝或肾移植，或是移植其它器官和组织。
医院针对外国患者的广告显示，器官旅游者的住院时间可能在一两个月之间，取决于等待供体的时间，以及术后静养所需时间。
但其它资料显示，实际住院时间很可能更短。比如，2007年两名加拿大调查员在采访器官移植旅游者时，获知住院时间只有7天。一名北大人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称，住院时间平均为两到三周。
如果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为一个月，则2006年末到2008年末该中心的移植手术数量应为5,400例；如果病人留院两个月，总数则将是2,700例。
外界不太可能获知该院患者实际的平均住院时间，但为本文做顾问的西方移植外科医生认为，这里描述的情况是合理的。
新移植中心床位的高使用率是否只是开张两年内的“一时红火”？不是的，根据其它报告，这种情形很快成了常态。
另一个有关移植中心床位使用情况的数据采集点，来自北方网2014年6月25日对该院的简介。文中写道：“2013年，我院根据发展的需要，调整了医疗资源与扶持政策。增加编制床位300张，总床位达到1,500张。病床使用率131.1%……病床使用率同比增长5.7%。”报告中没有说明床位使用率怎么可能超过100%，但在中国的医院里，经常有走廊加床。
2013年，该院增加了300张床位，总数达到1,500张。不同科室的病床分配也有所调整，包括器官移植中心在内，不过简介中没有具体说明分配到各病区的床位具体是多少张。
由此，很难知道2012至2013年间这1,500张床位或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原有的500张病床中，有多少用在了器官移植上。但病床极高的使用率则没有变：从2009年的90%，达到2013年的131%。
这一比率在窜升之前是一度暴跌还是缓慢增长（如官方给的移植数据那样）不得而知，不过，最大的可能性还是逐步增长。
到2015年7月，该院又在新址开始了新一轮扩建，包括每天能接待六七千人的门诊部、每天能接诊1,200宗的急救中心、能容纳2,000辆车的地下停车场，还有直升机停机坪。新建筑定于2017年底竣工，将设2,000张病床，有多少将用于移植还不清楚。
真假难辨的数据
频繁的各种扩建活动提示著怎样的移植数据呢？
前面提到关于该院2006年后移植总量的唯一官方数据有两个：到2010年累计器官移植总数为5,000例；2014年累计近1万例。通过两个工整 的线性增长数字，该院要外界相信，在2006年移植中心大楼投入运营、增加500张床位和先进的设施之后，其移植数量并没有大幅增长。
但事实描绘出的则是另一番景象：韩国器官移植患者中间传说，医院的入住率远远超过了接待能力。建筑工程记录显示了2006年之后持续增容的需要；而100多名医生中，仅几人的手术量加起来就已近万。
按照2007年到2013年末该中心500张病床占用率一直接近饱和甚至超出负荷，平均住院时间一个月来计算，保守估计移植总数为5万例左右。考虑到许多未知因素，实际多少我们不得而知，只能进行粗略估计。大纪元制作了一个表格来标示估算出的移植总数。
而即便是最保守的估算，也比15年1万例肝移植的官方数据高得多。数字本身已经难以解释，而由床位使用率简单推算出的移植数量之高，更是任何已知器官源头都没法解释的。
当然，医院改造工程的文件中是否编造数字，这一点无从得知；只是，医院有什么理由要在市政府资金已到位、工程已完工的情况下，向全国建筑数据库提交 捏造的数据呢？建筑面积和床位数量是有形的基础设施，数据很难伪造；而床位占用率方面，据以上两个官方信息来源，从2006年底到2013年年底一直呈上 升之势。
不过，这样的估算也面临诸多疑问，比如，由床位占用率提示出的“死刑犯”人数并不准确。考虑到给亲属捐出一只肾既不会致命也不违背伦理（“天津一中 心”的移植手术肯定也包括这种形式），器官受者和“死刑犯”供者的比例很可能不是1:1。一个病患可能接受来自多名供者的多器官联合移植，一名“死刑犯” 供者也可供多个病患做器官移植。
考虑到复杂的变量和多个未知数，要准确给出有多少“死刑犯”为满足“天津一中心”移植产业的需要而被用为供体，是不明智的做法。但无论数字多少，所提示的讯息都是相同的：为满足需要，一定有某个神秘未知的器官供体来源。
死囚无法掩盖器官来源疑团
据中共官方解释，中国这些年来唯一可靠的器官来源就是死刑犯。
2015年1月8日，大陆“健康界”网站刊出对黄洁夫的专访，这位中共器官移植政策发言人承认：“长期以来，中国未能建立一个国家器官捐献体系，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2009年，中国公民自愿捐献仅120例，中国成为世界捐献率最低的国家。”
在中国，死刑犯的人数属于国家机密，没有任何公开数据，不过第三方机构早已在进行估算。据设在美国、以中国为关注焦点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估算，移植手术数量受质疑的这些年中，每年死刑犯人数在2,400至12,000人之间不等。
为了分析方便，假设全中国一年的死刑犯有6,000名，在天津处决的人数约合42人（按天津市700万人口进行等比例分配）；如果是5,000名，天津就只有35人。然而，由于血液指标不健康、吸毒、年龄以及其它原因，许多囚犯并非合格的器官捐献者。
中共官员和逃亡海外人士的大量证词已表明，执行死刑的程序涉及当地法院和监狱，他们与当地医院及医生都有自己的一套关系。中共官僚“封地”的一贯做法，意味着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不太可能从其它地方随意调用死刑犯。
特别是该院的快速发展并不是孤立现象：几十家、甚至几百家中国移植医院都在开展移植医师培训、兴建新设施，并且标榜在短期内能为受者提供新鲜器官——等待时间短则几周，长则几个月。
据党媒新华社2014年报导，过去几年中中国有600家医院在争抢供体来源。所有这些移植中心都需要器官。同一时期，各个医院网站上出现招揽移植生 意的广告，标榜供体器官质量极佳、等待时间极短。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广告，大部分在2006年之后逐渐从网上消失。但有些网站仍然持续作业，其中专门为天 津一中心招揽顾客的www.cntransplant.com一直到2014年才被关闭。
此英文网站2008年存档页面直言不讳：“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器官供体来源还算是充足，这是事实。”这明显是在招揽外国移植游客。
网站上给患者提供的指南列出获取器官的简单步骤。首先是不需要排队等器官，患者只需通过电子邮件发来文件，付500美元，即可登机前往医院。最后一道程序（第九步）是“入院后接受仔细体检，在等待供体期间（需一个月左右）会得到很好的护理”。
同时，该网站的中文登陆页面则标榜只需等待两周。
网站的另一板块采取问答形式。问：“抵达医院时需要办哪些手续？”答：“一旦你的数据入库，医院就会开始在中国各地搜寻匹配的器官。”
“仅只这一行字就太令人震惊了。”悉尼大学教授、医生反强摘组织董事会成员玛丽亚‧辛格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我们会全国上下地帮你搜寻器官，” 她接着说，“搜器官？在没有捐赠者登记体系的情况下，在全国搜寻器官捐赠者。那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他们绝对是在寻找为给你做手术要杀的人。这太离谱了， 非常令人难以置信。”
的确，一部描述中国移植黑幕的获奖新纪录片就以“难以置信”（Hard to Believe）为题。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生物医学伦理系的创建人兼主任阿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博士解释了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天壤之别：“在美国，在欧洲，你必须先死去才能成为器官捐赠者；在中国，他们会把你弄死。”
要实现超短的等待时间，就只能从事先筛选过的供体库中快速寻找各项指标匹配的供体，用死刑犯或良心犯做供体库都有可能。
而在涉及到疯狂暴涨的移植数量时，单单死刑犯根本无法满足这家天津医院的旺盛需求。认识到这一点是很关键的第一步：如果器官并不来自于自愿捐赠者或死刑犯，必定还有其它来源。
对于近一两年中共所宣扬的完全以自愿捐献为供体来源的说法，以色列器官移植学会主席、特拉维夫大学医疗中心心脏移植部主任亚考布・李维 （Jacob Lavee）博士提出质疑：“稍微熟悉一点全球器官捐赠发展趋势的人，都不能接受这样的说辞：一个庞大且完善的使用死囚的器官供体库，在一 年之内就奇迹般地被自愿捐赠者替换。”
李维博士在电子邮件中接着写道：“如果所用的正式行刑的死刑犯器官真的减少了，在天津和中国其它地区显然正持续进行的大规模移植，必定有不同于官方说法的器官来源，（中共官方）必须对此作出解释。”
以此为突破口，不少调查人员指控中共正在进行一场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视的秘密大屠杀。配合成卷的其它证据，调查者们描述了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医生与刽子手狼狈为奸，器官摘取手术本身就是杀人的手段，切取新鲜器官后须放掉血液，才能进行灌注保存。
关于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最早的一份调查报告发表于2006年，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是两位作者之一。他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这项调查意在提出问题，它并不能回答问题。但它确实让人对既定答案提出怀疑。”#
英文大纪元记者罗宇（Matthew Robertson）、方雅报导，张小清编译
（未完待续）
全文：
大纪元调查报导：专为谋杀而建的医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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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调查报导：专为谋杀而建的医院（三）
大纪元调查报导：专为谋杀而建的医院（四）
责任编辑：张宪义
大纪元法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