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当局要打开围墙 触及中共体制 系列之二
2月21日，习当局公布文件，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这个文件引发大陆热议。有民众提出，要拆应该先拆中共机关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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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文章之一
实际上，加剧这个建筑高墙封闭性的正是中共本身。
民众：先拆机关大院
有民众表示，中国大陆可谓全球封闭式小区的集大成者，将圈地运动发挥到极致，城市空间中的大部分被各类机关大院、封闭式小区盘踞。围墙和院落构成了都市的骨骼和框架。强制开放封闭小区，请先从机关大院开始。尤其是北京，世界上没有哪一个都城像北京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机关大院。一个大院就像一个独立的王国，一座城市自然的道路肌理被它分割得支离破碎。
早在2004年，《财经》杂志曾专访过时任北京市长王岐山，他从摊大饼式城市规划、机关大院、新城与卧城、脆弱的公交等方面，全面剖析了中国首都的交通问题，试图寻找治本之策。在这位知名“救火队长”的眼中，“机关大院是坚硬的”。
他说：“所有的行政单位，都要盖一个院子，都喜欢筑上围墙封闭起来。今天北京城的所有单位，包括各个大学、各大部委、各类军队大院，还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哪个单位能让公车通过？”他说，至于原因“什么军事保密啦，保护老干部居住环境啦，都有说法，来头都很大”。
一位业内人士说：“大家都在抱怨交通拥堵，但是一旦落实到自己身上，谁也不愿意被打通。”
有民众建议，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拆墙运动，第一步，何不从机关大院开始？当大院文化瓦解，当安防体系由机关大院门口退到办公大楼门口，民众的安全感自然会飙升。
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表示，按道理来说，它应该把政府的围墙给拆掉，或者拆除公权力和社会底层的之间这种隔离，而不是它做的形象工程，然后把问题打到中产阶层身上去，它会给中产阶层小区的治安、管理、社会自治各种东西带来很大的问题。
FT中文网公共政策主编刘波发表评论文章《“小区拆墙恐惧”考问中国城市文明》。文中说，北京等城市存在的单位大院，是一种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物。“打开”单位大院，既符合城市发展的要求，也不会损害公共利益，这一决策是应该支持的。
中共在1949年后大幅围墙 体制造就大院里的优越感
在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时代开始，历朝历代都有围墙筑城的习惯，目的多是为了抵御北部游牧民族或外来民族的入侵。多数中国人都认为，长城是中国人的骄傲。围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遗产。
老北京人朱先生对大纪元记者谈了自己的看法：“过去没感觉像北京现在这么多的城墙壁垒。以前的老北京虽然有很多城门、四合院也有墙，但胡同四通八达，城里道路也很畅通，可没像现在这样被大块大块地划割成一个个大院。”
2 月27日，署名王思想的经济学者在东网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目前的封闭小区，根源追到农耕时代太虚无。实际上，责任完全在1949以后，中共从国民政府手 里夺过政权，进入城市后，先是军队在各个城市圈地、围墙，然后是各个权力机关圈地、围墙。不仅办公区域围墙，所谓的部队大院、机关大院也搞围墙。王朔等人 津津乐道自己是军队大院成长起来的，传达着一种优越感。
王思想说，权力集团的喜好，必然传递到民间。1990年代以后的各个小区，也要把自己围起来。于是，城市被切割，彼此成为障碍。
网上有民众调侃说，在中国，北京人看不起外地人。在北京，城区的瞧不起郊外的。在城区，二环内的看不起二环外的。住在大院里的看不起住在胡同里的。
北京人的优越感与权势、阶层相关。
各类大院在北京是个普遍现象。微信号“侠客岛”2月24日的文章《私权VS公利：小区拆墙拆的是某些人的优越感》中描述说，五六十年前，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每个机关大院都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实体。当时荒地也多，随便一划，就是一大片，搞个围 墙围起来，墙内是办公区，也是生活区，有自己的食堂、活动室，甚至还有幼儿园、小学，从出生到老死，大院服务一条龙。很多人以“大院子弟”自诩，这背后， 还是有种权力的优越感。高高的围墙，隔离的是民众和权力。
已在海外居住多年的沈先生谈起自己以前住过的大院说：“因为父亲是高干，那时，我们家住在军队大院里的小院，有士兵24小时把守，外人还没靠近院门，士兵已经警觉地走出几步示意止步。住在院子里的人都有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是有身分的，而住在小院里的人更是享受着各种特权，这种等级观念在军队大院就更加明显。出国后发现，在国外很少看到用围墙围起来的大院，院校等，多年后才渐渐明 白，国外人的生活才是正常的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很友善。”
广东的廖先生对大纪元的记者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前些年，一位大学的教授把已退休的、曾是局级干部的父母接到了他所任教的大学里来生活，当时住在校区的宿舍，条件并不是很好。父母去了以后，很高兴。后来这位教授有了经济基 础，在校外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处高档住宅，房子有230平方米，装修好后带父母搬到新房去，结果住了一个星期，老头老太就受不了了，说什么都要搬回去住。教授奇怪地问母亲，这里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要搬回去？母亲回答说：“外面没有墙，不像个单位，好像社会上的人，在大学宿舍里，还是有组织的。”言外之意， “墙”是她心里安全感的底线，同时也代表了一种身分。
网上一篇《机关大院红墙深锁，封闭小区想拆就拆？》的文章一针见血地说，如今开放机关 单位公厕都困难重重，更不用说完全开放机关大院。广州3岁女童借用司法局公厕直接被拒，司法局以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作为回应。市民借用机关厕所，都会存 在重大安全隐患，要想从机关内部通过，岂不是翻了天了？
官家权力与民众权利的边界，成为最大的磨擦地带。这应合媒体人罗昌平对网络实名制的那句点评：百姓是透明人，官家是隐形人。
针对民众的反对，有城规专家解释说，打开已建成住宅小区不会“一刀切”，也非简单“拆墙破院”。对此，经济学者王思想有些担心，他表示，在中国当今体制下， 恰恰“一刀切”才有可能寻得一点公平，所谓“不搞一刀切”，最后都是“切百姓不切权贵”，这个定理已经被无数次验证了。
中共造成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封闭式小区的通行化，是在中国公共服务水平差、社会安全程度低、民众相互之间信任程度低的现实中，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状况。现在，较高收入者购买封闭 化程度高的小区获取安全和高品质的生活，与周边居民区隔开来，较低收入者居住在“开放式”的“城中村”等地域，并忍受生活的不便和嘈杂。
这也反映到了民众的一些思维和表述之中。
微博知名财经博主“财上海”调侃：“拆了围墙，就可以多出一些底楼商铺。汽车尾气多了，儿童乐园也不合适了，直接拆了，改为皖N夜市，我申请一个摊位，卖六安臭豆腐，宁波臭冬瓜，欢迎大家来捧场。名字也想好了，九间堂撸窜，豪宅氛围，雅座带花园，露天厕所。
“拆！ 姚明住的那个虹口区江景豪宅，前几年卖一平米八万，这我就不说了，但妨碍了我去江边遛弯啊！我们不得已，只好把车停在附近的小马路上，还经常吃罚单，两百 块一次啊，我可以吃六斤基围虾了，你说气人吧！姚明啊，你们也要自觉一点，主动拆了围墙吧，我们开车停车就方便了，放心，我不会要签名的。
“如果汤臣一品改为开放小区，我当天晚上立即去那里，烧烤带啤酒，带上高音喇叭，喝完了跳小苹果。到时候，我通知大家。”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认为，当局提出“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争议很大。归根结底，是这个体制无法消除它本身制造出来的官民对 立。同时，中共以无神论统治了几十年后，中国社会道德极速下滑，社会治安状况令人担忧、人们缺少相互信任、贫富差距的悬殊使得不同阶层的人相互仇视。环境 污染以及社会普遍存在的冷漠、戾气也是问题所在。
李林一表示，中共多年来的谎言使得百姓根本不相信它，因此，北京当局提出来的方案无论好坏，民众先是表示怀疑，并挖掘背后的负面因素，也因此形成了今天的乱象。民众要求先拆中共机关大院的说法，正是这种不信任的体现。
正如网络评论所说：拆墙，表面看要拆物理之墙，实际更是拆心理之墙；拆墙之日，应该也是国泰民安之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再是梦想。
这一天会晚吗？
大纪元记者郭惠采访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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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文章之三
责任编辑：林锐
大纪元法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