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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領袖蔣介石》連載(15)大戰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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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定華

《抗日領袖蔣介石》第四章——鯨吞烽火。(大紀元製圖)

第二節 大戰之前

「敵乎?友乎?」的良言規勸,日本當局內心無任何自責,更無愧疚,邪魔附體,無任何良知反應。中日兩國間的僵局,日益加劇,已成死結。

蔣介石的心中非常清楚,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必定爆發,只是在何時何地爆發,一時尚不能把握罷了。

山雨欲來,狂風滿天,大戰正在一步步逼近。作為中華民國最高統帥的蔣介石,面對倭寇的貪婪慾望與侵略野心,內心自然非常著急。古訓有言,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利用忍辱蒙羞簽訂「塘沽協定」之後的短暫間隙,進行相應的國防準備已是刻不容緩。

軍政要務,經緯萬端,衛國防務,千頭萬緒,大戰在即,備戰該從何處著手?蔣介石首先考慮的是民氣。

自 滿清入關,統治中原大地近三百年之久,億萬同胞的民族意識已被奴化殆盡。孫中山先生用三民主義,號召國民,發動革命,推翻滿清王朝,建立中華民國,但是, 由於專制獨裁的土壤溫床與歷史慣性的作用,導致了軍閥割據混戰的民初亂局。加之中華民國開國不到十年的時候,馬列主義滲入中國,組建政黨,迅速形成一股與 國民政府相對抗的政治勢力。日本侵華的「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滿兩個月,共產黨在中華民國的江西省,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因兩年前(1929)的 「中東路事件」,中國共產黨曾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所以在中央蘇區,戰士每天早晨出操都還要高呼「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

1933年紅四方面軍駐紮廣元利州時書寫的石刻標語。

由 於這種種原因,致使中華民族數千年來所形成的優秀文化以及優良的道德傳統,遭受嚴重的破壞。國民政府雖說兩度北伐,完成了中華民國的統一,而對於孫中山以 天下為公為治國理念的三民主義還沒有進行系統的宣講,更談不上向國人普及,全體國民的思想,尚未被三民主義理論所統領,仍處於渾渾噩噩的散沙狀態。

蔣介石認為要激勵民氣,首先是要喚起國民的民族意識、振奮全體國民保家衛國的堅韌精神,煥發中華民族自尊、自強、自信的傳統道德與氣節。

蔣介石先生曾經強調:「 古人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我們的國家現在就到了這種危險的時期,要能救亡圖存,必須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諸固有的德性,即「禮義廉恥」四個字。所以我常常講:「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既張,國乃復興」。

「我 們現在國家貧弱和民族衰敗,其根本原因,並不在乎武器不精,而完全是由於喪失了固有的精神和優美的德性——禮義廉恥!現在我們要救國建國,要復興民族,並 不是難事,只要我們各人能恢復各人固有的良知,實踐禮義廉恥,救亡復興必然易如反掌!」 (蔣介石文集.民國二十三年.演講.復興民族之根本要務—教養衛之要義)

基於上述的戰略思考,1934年,蔣介石在南昌發起,開展轟轟烈烈 的國民教育運動,史稱《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就是要把禮儀廉恥的道德觀念施之於日常的生活之中,就是要從國民的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務求達致一個全面的 社會風氣的革新。教育本是百年大計,時值禍在眉睫的存亡之秋,蔣介石仍不忘道德深耕,可謂為國為民用心深遠。

《新生活運動》以禮義廉恥作為 國民教育的道德基礎,並把這一理念轉化到「教」「養」「衛」的具體行動中,用以作為復興民族的根本要務。蔣介石解釋:「教」之要義,就是要求國民逐步做到 「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養」之要義,就是要求國民在「食、衣、住、行」四項基本生活方面逐步做到: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衛」之要 義,就是要求國民逐漸養成「嚴守紀律,服從命令」,精誠團結,共同一致的精神與習慣。

蔣介石倡導發起新生活運動時,以「禮義廉恥」作為重塑民族道德的開端,可說是他對於挽救中國危亡之道的一貫看法,他強調這是和孫中山先生的思想一脈相承的,可以說,國民黨奉為圭臬的《三民主義》是新生活運動的思想源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在首都新生活運動二週年紀念會上,蔣介石以《新生活運動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為題講道:

「大 家知道所謂「新生活運動」的「新」字,反面就是「舊」字,「生」字的反面,就是「死」字,「新生活運動」顧名思義,就是「除舊布新」,和「起死回生」的生 活革命運動。中國有兩句古話,就是「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我們必須將各個人以至整個社會國家一切不良的腐敗的,換言之就是舊的思想 行動習慣風氣,一概革除,造成一個良好的文明的思想行動,就是新的習慣和風氣,然後我們纔可以成功一個現代的人,如此我們的國家纔可以建立一個現代的國 家。」

新生活運動的目的在於改善全體國民的生活習慣,全面恢復中華民族禮儀廉恥的固有道德,從而提高整體民族的素質,使全體國民進入文明新 型的生活境界,從而達到固本強國的目的。這是一項宏大的社會工程,要想收到效果,需要較長的歲月時光,這一點在當時蔣介石的心目中自然是非常清楚的,然 而,他還是義無反顧的倡導推行,由此可見蔣介石先生政治目光的遠大!

其實,蔣介石的教育救國、教育興國、教育強國的思想,並非民國二十三年 才有,而在民國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就已向蔡元培院長發出「從教育著手以挽救國家危亡電」。電云:【國家危亡,至此已極,挽救之道,非從興學養廉,激濁揚清 入手,另無他法。小學與中學教科書,擬請從速訂定,強迫各書坊發行,凡其從前編輯之教科書,均應嚴禁;尤須注重小學教師,必使其有愛國雪恥之血性,而後方 能任其為教師。教科書之精神,其一即為國恥,而尤須注重膠東與遼東之恥辱;其次,乃為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再次則為本黨之歷史,與國民革命之意義。至於戒 私鬥,尚親愛,必使人人有團結一致,同仇敵愾之心,而後方能救國保種也。現今社會之貪污腐敗,疲玩奢侈,乃為弱國之原因,必使人人能知科學之重要,非此不 能治事,若使人人知組織、系統、範圍、統計為辦事之本,煉鋼、煉鐵、製藥、電氣、機器、鐵路六者,為守國之要則,十年之內,不難復國雪恥也。雪恥之道,以 臥薪嚐膽,破釜沉舟之歷史,喚醒國民,使其有所興起傚法,是亦教育之一道也。總使人民知法、守法、雪恥,而紀律與秩序,更當使國人知所嚴守也。是否請酌 奪。】(《蔣介石文集.別錄.民國十七年.致大學院蔡元培院長告以救國之道電》)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百年大計,教育為本。這封電報是蔣介 石在北伐途中、「五.三慘案」發生二十二天後發給蔡元培院長的。電文中強調「教科書之精神,其一即為國恥,而尤須注重膠東與遼東之恥辱;其次,乃為三民主 義與五權憲法;再次則為本黨之歷史,與國民革命之意義。至於戒私鬥,尚親愛,必使人人有團結一致,同仇敵愾之心,而後方能救國保種也。」旨在以復國雪恥教 化國人,激勵民氣。蔣介石在戎馬倥傯中不忘國本,充分顯示出了作為中華民族主心骨人物的遠見卓識。

新生活運動在大陸推行了十五年,中華民國 遷都臺灣以後,國民政府繼續推出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毫無疑問應是新生活運動在臺灣的延續。如今臺灣人民的文明生活,臺灣社會的和諧氛圍,中華民國的民主 憲政、政黨輪替,人民所享有的民主、自由與平等,可以肯定的說:是「新生活運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一脈相承,堅持不懈,固本培元的結果!
為了應對中日之間即將爆發的全面戰爭,蔣介石一方面進行國民素質的培養,另一方面著手進

行 軍政幹部的培訓工作。先後舉辦了廬山軍官訓練團、峨眉軍官訓練團、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等。廬山軍官訓練團舉辦於一九三三年,實施蔣介石「七分政 治,三分軍事」的方針,開南京國民政府大規模訓練軍事幹部的先聲。訓練中將「六項原則(搜索、聯絡、偵探、警戒、掩護、觀測6件事)、四大要素(確實、迅 速、靜肅和秘密。)、三個口號(「受傷不退」、「被俘不屈」、「受命不辱」)、兩點要旨(戰術上的「分散」與「集合」)、一個要訣(「服從命令」)」 作為一切學術、術科的訓練要目,成為系統訓練中的精華所在。

蔣介石的抗日戰略思想是「攘外必先安內」,其根本目的是要打垮倭寇侵略,堅決戰 勝日本軍國主義者!保衛中華民國的神聖領土,維護中華民族的神聖尊嚴。當時的社會共識是:面對異族強大的武裝入侵,中華民族只有上下同心,團結一致,才能 打敗日本侵略者,所以「安內方可攘外」。抗日戰爭時期,民間曾流傳過這樣兩句話:「將軍頭上一棵草,手執九九鋼刀把胡兒剿!」將軍頭上一棵草是一個「蔣」 字,九九是分別指「中正、介石」的筆劃數,「胡兒」即日本……

「七.七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展開,為了適應抗戰對各類人員的需要,廬山軍官訓練團又舉辦黨政人員訓練所;合作人員訓練所;縣長訓練班;黨、政、軍人員混合訓練班。為抗日戰爭培養大批戰時服務人員。

此後,又舉辦「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簡稱「戰幹團」,共設四個團,是一個大型的軍事、政治訓練機構,蔣介石自任團長,當時的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陳誠任副團長,第一團創辦於武昌,第二團設於山西,第三團設於江西,第四團設於西安。

以上各類訓練團、班、所,先後舉辦多期,為抗戰前線培訓、輸送了大量的軍事、政治幹部。他們為偉大的抗日衛國戰爭作出了無法估量的貢獻。

為抗日備戰,不外三項大事:一是激勵民氣;二是培訓幹部;三是整頓軍備。在整頓軍事力量方面,蔣介石考慮的更深更遠,著手進行得更早。

蔣介石是行伍出身,又是黃埔軍校的創辦者,軍隊在衛國戰爭中的重要性,他心中自然是十分明白。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世界科學文化中心在德國,德國的軍事建設在世界上堪稱一流,蔣介石當年雖是留學日本學習軍事,目睹日本軍隊的素質與實力,但他建軍的榜樣選擇的並不是日本而是德國的模式。

1927 年蔣介石聘請德國麥克斯.赫爾曼.鮑爾,擔任總顧問,幫助中國,進行備戰。鮑爾是一名退役上校,很有軍事才能,蔣是想通過鮑爾打通與德國的關節,能得到更 多來自德國的幫助。1928年11月中旬,鮑爾率領一個包括10位軍事訓練專家、6位軍械後勤專家、4位警政專家和5位經濟、鐵路管理、醫療、化工專家共 25人的顧問團來到了南京,首創顧問團的模式。鮑爾全力幫助蔣介石整軍、建軍,他對軍隊的裁減、重建、整訓及經濟的發展,重工業、航空運輸業、農業、礦業 的建設和中國財政體系改革等多方面都曾做出很有價值的建樹。

蔣介石聘請德國顧問團,先後十年間曾有五任團長,他們分別是:
第一任顧問團團長:麥克斯.赫爾曼.鮑爾。
第二任顧問團團長: 赫爾曼.克裏拜爾。
第三任顧問團團長: 格奧爾格。魏澤爾。
第四任顧問團團長:約翰內斯.弗雷德裡希.列奧佩德.馮.塞克特將軍。
第五任顧問團團長: 亞歷山大.馮.法爾肯豪森將軍。

作為德國軍官,對於中華民族的國防事業,他們將會如何行事呢?歷史證明:五位團長,受人之聘,忠人之事。他們在中國工作無不勤勤懇懇,盡心盡力,對中華民國的國防建設事業,十年間分別作出了令人敬佩的貢獻。

比如格奧爾格.魏澤爾對軍事教育的加強起了很大的作用。先後協助國民政府創立了步兵、炮兵、工兵、輜重兵、通信兵等學校。在教學上,摒棄了過分拘泥的日式成法,採納「專在切合戰用之實地工作」的德國典範令。培養了大批的軍事人才,為特種兵的建設奠定了基礎。

馮. 塞克特提出了他的「中國陸軍改革建議書」,這份建議書在軍隊訓練、軍官培養、武器裝備的購置、軍事機關的整頓、特種兵建設等方面對前面幾任顧問的做法進行 綜合、補充和發揮,對改進中國官員與德國顧問合作關係也提出了一些辦法,並促成德國對華貸款,對中國的抗戰事業貢獻卓著。此外在幫助中國發展軍火工業,開 展軍事技術研究,設計未來抗日整體戰略,引進科學技術人才方面作出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此後,法爾肯豪森又和兵工署長俞大維一起擬定了一套「五年軍火發展計劃」,期望中國能獨立製造各種武器,而不必仰賴國外輸入。

按照這一計劃,漢陽兵工廠在1935至1936年間進行了現代化改造,生產德國98K步槍的中國版—中正式步槍,以及馬克沁機槍、幾種82毫米迫擊炮等。中正式和漢陽八八式步槍在整個抗日戰爭中都是中國軍隊的主要步兵武器。

馮.法爾肯豪森對日本軍隊及其軍事戰略做過深入研究,深知日本全面侵華勢在必行。因此,他上任不久,就多次考察中國的江防、海防,對中國抗日戰略部署提出了大量的建議。

1935 年8月20日,他向蔣介石呈送了《總顧問馮.法爾肯豪森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對兩年後爆發的抗戰的大致走向,有相當準確的判斷,並起了相當大的指導 作用。他在建議書中分析道:「目前威脅中國最嚴重而最切近者當屬日本。日本對中國之情知之極悉。其利害適與中國相反,故必用盡各種方法,破壞中國內部之團 結與圖強,至少設法延期其實現。」

馮.法爾肯豪森並明確指出,國際上對於日本侵略行徑「一時無聯合或單獨干涉之可能。華盛頓九國之公約實際 早已成廢紙。中國苟不自衛,無人能出面拔刀相助」,認為「日方苟遇真實抵抗,則局勢迥異」,「萬不可不戰而棄寸土」。中國唯一能做的,就是丟掉幻想,「竭 盡全力,為保全國土而奮鬥」。

《建議》針對日軍的進攻方向和戰略部署,提出了中國方面的作戰方案,不僅為國民政府應付華北危機提出了對策,也為爾後的長期抗戰擬訂了總體藍圖。

他還準確預料到了日軍的戰略重點:華北地區和長江流域各海口,並在建議書中提到的「持久抗戰」:「抵抗意志必須有實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礎,目前中國陸軍,故不能擔任新式戰爭,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抗敵,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過於成立雖小而極端新式之國防軍。

現在大家知道的黃河決口也是出自馮.法爾肯豪森的建議:「最後戰線為黃河,宜作有計劃之人工氾濫,增厚其防禦力」。

馮. 法爾肯豪森在中德軍工間的合作也起了積極的作用,儘量使買賣雙方互惠互利,各取所需。他在華期間非常盡心,極力介紹於中國最有利益而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物 品及列定公平的價格,而不顧慮到原產地的情形和商號。他的工作需要他經常與德國軍工業的巨頭打交道,按照今天的話說,這是個很有油水的工作,只要把價格上 抬下壓或者輕鬆拿些回扣,他會賺個盆溢缽滿。不過馮.法爾肯豪森將軍非常正直,與德國軍工廠商談判下訂單時,不僅質量要求非常高,還把價格壓得很低,這讓 德國廠商叫苦不迭,以致於有些德國公司氣惱地罵他,是不是德國人?按今天憤青們的眼光看,馮.法爾肯豪森就是個不折不扣的「德奸」!

其實,在德華商業中潔身自好,恪盡職守的不僅僅是馮.法爾肯豪森將軍,他的前任們也都做得很好,例如塞克特將軍,下訂單前絕不會見任何廠商的代表;再例如鮑爾,他本人就是廠商代表,但遇上真金白銀購買德國軍火時,他完全站在國民政府這一邊。

根 據馮.法爾肯豪森的整軍備戰建議,中國政府於1935年春在武漢行營設立陸軍整理處,由陳誠任處長,總理整軍事宜。這是中國近現代第一次軍政軍令系統的大 改造工程。截至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中國接受德國顧問訓練並有部份德式裝備的軍隊已達30萬人之眾。整理處共調整了15個師,整理了24個師,此外還 調整了東北軍15個師、廣東部隊10個師、川康部隊26個師及9個獨立旅。通過這次整軍,中國軍隊在質量上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中央系的30個師,基本實 現了裝備德式化,並接受德國顧問的系統訓練,堪稱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現代化的陸軍。(蔣委員長原本是準備訓練80個德式精裝師的,以此進軍東北,收復失地。 後因盧溝橋事變爆發,沒有時間再去訓練,所以沒能實現。)

通過這些努力與建設,國民政府在不到十年間,於長江流域初步整建起國防工業與新式陸軍,為日後爆發的中日大戰奠下了一個能持久抗戰的軍事基礎。

這些基本實現了裝備德式化,並接受德國顧問系統訓練的新式部隊,遂成為日後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保衛家鄉、保衛黃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的軍事骨幹力量!

長 期以來在不少人的思想中蘊藏著一種狹隘的看法:說蔣介石聘請德國顧問團,是為了幫助他「圍剿紅軍」;是想效仿希特勒實行專制獨裁。其實這一看法是很淺薄 的,更不客觀,是一種近視的、局部的觀念。蔣固然是要「圍剿紅軍」,但「圍剿紅軍」絕不是他的最終目的,比如1936年10月,何應欽曾想勸說蔣介石,調 一部份新式軍隊到陝西剿共,以替換作戰不力的東北軍,這一建議被蔣介石拒絕,在蔣介石的心裏,這支王牌軍隊針對的是日軍即將進行的侵略。所以,如前所述, 蔣介石的最終目標是整頓軍務,積蓄力量,徹底打垮倭寇的侵略,堅決戰勝日本軍國主義者!保衛中華民國的神聖領土,維護中華民族的神聖尊嚴,維護亞洲的安寧 與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德國決心棄華聯日,下令召回駐華軍事顧問團。德國政府幾次催促陶德曼大使與蔣介石交涉,甚至下了死命令給 德國駐華顧問:如果再不回德國,即以叛國罪論處,取消國籍並沒收財產。在此情況下,在華的顧問們於1938年6月25日離開中國(6月24日陶德曼大使被 召回),馮.法爾肯豪森幾人作為善後人員於7月5日離開漢口轉道廣州,7月8日,馮.法爾肯豪森等顧問在廣州揮淚登船,赴香港返回德國。臨行前,他們紛紛 起誓:為中國保守抗戰秘密,絕不用之來反對中國。其忠誠之心溢於言表,令人敬重。

德國的顧問們幫助中華民國加強了國防建設,遂成為蔣介石的國際好友。關於他們之間的友情,有兩件小事想在這裏做一贅述。

第一任顧問團團長赫爾曼.鮑爾當年因病在中國逝世,死後安葬在上海。國民政府為鮑爾舉行了空前隆重的葬禮,蔣介石在葬禮上極為悲痛。後來,蔣介石還把這位前軍事總顧問的兒子召到中國,安排在身邊做隨身顧問,並視其如手足。

馮. 法爾肯豪森應召回國之初,他拒絕接受任何工作,免費當起了中國的抗戰宣傳員。1939年7月10日馮.法爾肯豪森再次應招入伍,8月28日,出任第四軍區 司令官並兼任第四集團軍司令。1940年5月22日開始,馮.法爾肯豪森將軍擔任德國駐比利時及法國北部最高軍政長官,同時還兼任荷蘭和盧森堡總督。他其 實就是影片《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中德國將軍的原形。1944年7月15日他正式退役。7月20日發生了7-20刺殺希特勒事件,7月29日馮.法 爾肯豪森將軍因涉嫌7-20事件被蓋世太保逮捕。但由於沒有直接的證據,馮.法爾肯豪森將軍一直被關押在集中營.1945年5月4日,馮.法爾肯豪森被盟 軍解救,但隨即因為戰爭罪又被盟軍投入大牢,1948年,馮.法爾肯豪森將軍被引渡給比利時,直到1951年才開始審判。最終,法庭判處他12年有期徒 刑,但考慮到馮.法爾肯豪森年紀太大,在宣判的三週後釋放了他,馮.法爾肯豪森前後坐了六年的牢。

蔣介石是個非常講究交情的人。三十年代塞 克特與法爾肯豪森給與國民政府的大力幫助讓蔣介石非常感激,當他得知國民政府的老朋友馮.法爾肯豪森因為戰犯罪在比利時身陷囹圄時,蔣介石親自安排人給 馮.法爾肯豪森的家人多次送去生活用品,1948年至1951年間的德國,實物要比金錢有用得多。與此同時又先後給馮.法爾肯豪森將軍彙去15000美金 補貼家用,這在當年也是價值不菲的鉅款了。

由此兩件人際交往的小事,可完全折射出蔣介石滿懷「不忘故交,情重義厚」的君子之風!
(未完待續)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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