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新闻 先拆机关大院高墙?习当局或...

先拆机关大院高墙?习当局或触碰中共顽结

351
0
SHARE
习当局要打开围墙 触及中共体制
2月21日,习当局公布文件,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引发大陆热议。(大纪元资料室)

习当局要打开围墙 触及中共体制 系列之二

2月21日,习当局公布文件,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这个文件引发大陆热议。有民众提出,要拆应该先拆中共机关大院。

接上文
系列文章之一

实际上,加剧这个建筑高墙封闭性的正是中共本身。

民众:先拆机关大院

有民众表示,中国大陆可谓全球封闭式小区的集大成者,将圈地运动发挥到极致,城市空间中的大部分被各类机关大院、封闭式小区盘踞。围墙和院落构成了都市的骨骼和框架。强制开放封闭小区,请先从机关大院开始。尤其是北京,世界上没有哪一个都城像北京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机关大院。一个大院就像一个独立的王国,一座城市自然的道路肌理被它分割得支离破碎。

早在2004年,《财经》杂志曾专访过时任北京市长王岐山,他从摊大饼式城市规划、机关大院、新城与卧城、脆弱的公交等方面,全面剖析了中国首都的交通问题,试图寻找治本之策。在这位知名“救火队长”的眼中,“机关大院是坚硬的”。

他说:“所有的行政单位,都要盖一个院子,都喜欢筑上围墙封闭起来。今天北京城的所有单位,包括各个大学、各大部委、各类军队大院,还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哪个单位能让公车通过?”他说,至于原因“什么军事保密啦,保护老干部居住环境啦,都有说法,来头都很大”。

一位业内人士说:“大家都在抱怨交通拥堵,但是一旦落实到自己身上,谁也不愿意被打通。”

有民众建议,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拆墙运动,第一步,何不从机关大院开始?当大院文化瓦解,当安防体系由机关大院门口退到办公大楼门口,民众的安全感自然会飙升。

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表示,按道理来说,它应该把政府的围墙给拆掉,或者拆除公权力和社会底层的之间这种隔离,而不是它做的形象工程,然后把问题打到中产阶层身上去,它会给中产阶层小区的治安、管理、社会自治各种东西带来很大的问题。

FT中文网公共政策主编刘波发表评论文章《“小区拆墙恐惧”考问中国城市文明》。文中说,北京等城市存在的单位大院,是一种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物。“打开”单位大院,既符合城市发展的要求,也不会损害公共利益,这一决策是应该支持的。

中共在1949年后大幅围墙 体制造就大院里的优越感

在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时代开始,历朝历代都有围墙筑城的习惯,目的多是为了抵御北部游牧民族或外来民族的入侵。多数中国人都认为,长城是中国人的骄傲。围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遗产。

老北京人朱先生对希望之声记者谈了自己的看法:“过去没感觉像北京现在这么多的城墙壁垒。以前的老北京虽然有很多城门、四合院也有墙,但胡同四通八达,城里道路也很畅通,可没像现在这样被大块大块地划割成一个个大院。”

2 月27日,署名王思想的经济学者在东网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目前的封闭小区,根源追到农耕时代太虚无。实际上,责任完全在1949以后,中共从国民政府手 里夺过政权,进入城市后,先是军队在各个城市圈地、围墙,然后是各个权力机关圈地、围墙。不仅办公区域围墙,所谓的部队大院、机关大院也搞围墙。王朔等人 津津乐道自己是军队大院成长起来的,传达着一种优越感。

王思想说,权力集团的喜好,必然传递到民间。1990年代以后的各个小区,也要把自己围起来。于是,城市被切割,彼此成为障碍。

网上有民众调侃说,在中国,北京人看不起外地人。在北京,城区的瞧不起郊外的。在城区,二环内的看不起二环外的。住在大院里的看不起住在胡同里的。

北京人的优越感与权势、阶层相关。

各类大院在北京是个普遍现象。微信号“侠客岛”2月24日的文章《私权VS公利:小区拆墙拆的是某些人的优越感》中描述说,五六十年前,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每个机关大院都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实体。当时荒地也多,随便一划,就是一大片,搞个围 墙围起来,墙内是办公区,也是生活区,有自己的食堂、活动室,甚至还有幼儿园、小学,从出生到老死,大院服务一条龙。很多人以“大院子弟”自诩,这背后, 还是有种权力的优越感。高高的围墙,隔离的是民众和权力。

已在海外居住多年的沈先生谈起自己以前住过的大院说:“因为父亲是高干,那时,我们家住在军队大院里的小院,有士兵24小时把守,外人还没靠近院门,士兵已经警觉地走出几步示意止步。住在院子里的人都有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是有身分的,而住在小院里的人更是享受着各种特权,这种等级观念在军队大院就更加明显。出国后发现,在国外很少看到用围墙围起来的大院,院校等,多年后才渐渐明 白,国外人的生活才是正常的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很友善。”

广东的廖先生对希望之声的记者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前些年,一位大学的教授把已退休的、曾是局级干部的父母接到了他所任教的大学里来生活,当时住在校区的宿舍,条件并不是很好。父母去了以后,很高兴。后来这位教授有了经济基 础,在校外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处高档住宅,房子有230平方米,装修好后带父母搬到新房去,结果住了一个星期,老头老太就受不了了,说什么都要搬回去住。教授奇怪地问母亲,这里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要搬回去?母亲回答说:“外面没有墙,不像个单位,好像社会上的人,在大学宿舍里,还是有组织的。”言外之意, “墙”是她心里安全感的底线,同时也代表了一种身分。

网上一篇《机关大院红墙深锁,封闭小区想拆就拆?》的文章一针见血地说,如今开放机关 单位公厕都困难重重,更不用说完全开放机关大院。广州3岁女童借用司法局公厕直接被拒,司法局以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作为回应。市民借用机关厕所,都会存 在重大安全隐患,要想从机关内部通过,岂不是翻了天了?

官家权力与民众权利的边界,成为最大的磨擦地带。这应合媒体人罗昌平对网络实名制的那句点评:百姓是透明人,官家是隐形人。

针对民众的反对,有城规专家解释说,打开已建成住宅小区不会“一刀切”,也非简单“拆墙破院”。对此,经济学者王思想有些担心,他表示,在中国当今体制下, 恰恰“一刀切”才有可能寻得一点公平,所谓“不搞一刀切”,最后都是“切百姓不切权贵”,这个定理已经被无数次验证了。

中共造成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封闭式小区的通行化,是在中国公共服务水平差、社会安全程度低、民众相互之间信任程度低的现实中,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状况。现在,较高收入者购买封闭 化程度高的小区获取安全和高品质的生活,与周边居民区隔开来,较低收入者居住在“开放式”的“城中村”等地域,并忍受生活的不便和嘈杂。

这也反映到了民众的一些思维和表述之中。

微博知名财经博主“财上海”调侃:“拆了围墙,就可以多出一些底楼商铺。汽车尾气多了,儿童乐园也不合适了,直接拆了,改为皖N夜市,我申请一个摊位,卖六安臭豆腐,宁波臭冬瓜,欢迎大家来捧场。名字也想好了,九间堂撸窜,豪宅氛围,雅座带花园,露天厕所。

“拆! 姚明住的那个虹口区江景豪宅,前几年卖一平米八万,这我就不说了,但妨碍了我去江边遛弯啊!我们不得已,只好把车停在附近的小马路上,还经常吃罚单,两百 块一次啊,我可以吃六斤基围虾了,你说气人吧!姚明啊,你们也要自觉一点,主动拆了围墙吧,我们开车停车就方便了,放心,我不会要签名的。

“如果汤臣一品改为开放小区,我当天晚上立即去那里,烧烤带啤酒,带上高音喇叭,喝完了跳小苹果。到时候,我通知大家。”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认为,当局提出“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争议很大。归根结底,是这个体制无法消除它本身制造出来的官民对 立。同时,中共以无神论统治了几十年后,中国社会道德极速下滑,社会治安状况令人担忧、人们缺少相互信任、贫富差距的悬殊使得不同阶层的人相互仇视。环境 污染以及社会普遍存在的冷漠、戾气也是问题所在。

李林一表示,中共多年来的谎言使得百姓根本不相信它,因此,北京当局提出来的方案无论好坏,民众先是表示怀疑,并挖掘背后的负面因素,也因此形成了今天的乱象。民众要求先拆中共机关大院的说法,正是这种不信任的体现。

正如网络评论所说:拆墙,表面看要拆物理之墙,实际更是拆心理之墙;拆墙之日,应该也是国泰民安之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再是梦想。

这一天会晚吗?

希望之声记者郭惠采访报导

接下文
系列文章之三

责任编辑:林锐

希望之声巴黎生活频道

LEAVE A REPLY

Please enter your comment!
Please enter your name here